1978年10月23日,日本东京首相官邸,邓小平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举行会谈。桌上的话题原本十分严肃,谈的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以及两国关系如何真正向前推进。没想到一句关于“小康”的祝愿,让会场气氛突然轻松下来。
这次访问的背景,并不只是一次礼节性出访。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六年后,双方又完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和批准程序。邓小平此行,正是为了交换批准书,也为了观察日本战后建设的真实状况。
10月22日,邓小平乘专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问日本的中国领导人。日本方面给予了较高规格的接待,外相园田直亲自到机场迎接。那一天,礼炮、国旗和欢迎人群共同构成了特殊场面,但邓小平关注的重点,很快从仪式转向了实际问题。
第二天,他与福田赳夫会谈。谈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时,邓小平没有停留在抽象口号上,而是用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来解释。他所说的“小康”,指的是让普通百姓摆脱贫困,能够吃饱穿暖,家庭生活达到较为宽裕的程度。
问题也随之出现。
日语中没有一个能够完全对应“小康”的现成词语,翻译只能结合语境转述。福田赳夫听明白大意后,向中国人民送上祝愿:“祝中国人民早日小康。”邓小平听后笑了起来。这份笑意并非取笑,而是因为一个带有中国文化意味的词,经过翻译后被对方认真接受,外交场合便多了一层亲切。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谈现代化时,既讲目标,也讲方法。他没有把日本的发展简单归结为某一种制度或某一项技术,而是不断询问工业生产、交通建设、企业管理和人才培养。对一个刚刚打开国门、急于寻找发展路径的国家来说,这种观察方式十分务实。
访问期间,邓小平参观了新日本制铁、松下电器以及汽车生产企业。面对流水线上不断完成的设备和零部件,他看到的不是几台机器,而是一整套组织生产的办法。生产效率、质量管理、技术分工,这些看似具体的环节,恰恰构成了现代工业的基础。
从东京前往京都时,邓小平乘坐了新干线列车。列车高速运行,日本陪同人员询问感受,他说:“像推着我们跑一样。”这句话很快被广泛报道。它的分量在于,邓小平并不是单纯赞叹列车速度,而是意识到中国的建设不能再以旧有节奏缓慢推进。
访问日本,也不意味着回避历史问题。邓小平会见日本天皇裕仁时,双方提到两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中国代表团没有把访问变成争论场,但也没有把历史从记忆中抹去。外交上的克制,是为了让两国关系获得继续发展的条件,并不等同于混淆是非。
在与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日本政治家的接触中,邓小平多次表达了对日本友人的感谢。他还以徐福东渡求药作比喻,说自己到日本来,是为了寻找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药方”。这类说法带着幽默,却把访问目的讲得很清楚:学习经验,寻找差距,服务于中国自身的发展。
福田赳夫曾称邓小平精力充沛,邓小平回答:“我不是什么超人,只是一个兵。”这句话符合他的性格。对他而言,访日不是个人风光,而是带着现实任务而来。看工厂、乘列车、见企业家、谈发展,每一个安排都与中国未来的建设有关。
10月29日,邓小平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回国。一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访日七天当然不能单独决定中国后来的道路,但它让许多人更直观地看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也让“实现现代化”从宏观目标变成了可以观察、可以学习、可以分解的具体课题。
“小康”在那次会谈中只是一个词,却准确触及了中国发展的核心:国家建设最终要落到普通人的生活上。邓小平在东京听到那句祝愿时发笑,背后其实是对这个词被外国政要认真理解的意外,也是对中国人民生活目标终于能够明确表达的一种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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