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AI大模型的名字还没记熟,新版本就已发布;网络热梗还没听懂,下一个又刷了屏;手机里的App、货架上的产品……一代赶着一代更新。
当身边的一切都在加速,“不变”反倒成了一种稀缺的定力。
我们不是在记录“老龄化”,我们只是描述“勤劳一代的松弛感”,人生注定不容易,少年时忙过累过,但走下来,总会掌握“慢”。终有一日,这种松弛感也会流淌到年轻人身上。
这是我们“周五”专栏的初心。
01
西安白鹭湾:我等顾客到74岁
74岁的李鹤玲,还在“上班”。
她的钟表修理部开在白鹭湾街,只占两三平,窄长一道,桌子椅子都挨着墙。店每天10:00开门,她一坐下,照旧先把放大镜挂在脖子上,而后开始一天的等待。
“西门有个修表的老师傅,前两年不干了。”李鹤玲说,那家店还开在主街道上,曾经倚着大超市,人流量不算小。
她这背街小店,“常常坐一天都没人来”。但无论有没有客人,李鹤玲还是会来这坐着。
坐着等,好像已经是她积攒了56年的习惯。
上世纪70年代,李鹤玲被分配到百货店的钟表铺,前店卖表,后店修理。18岁的她第一次进去,看着上海牌的钟表,觉得洋气漂亮。在前店做销售一个月后,她正式被选入修理部,从此一坐就是几十年。
她回忆起刚进修理部时闹的笑话,“我观察到,无论男女,每个人桌子上都放着俩酒瓶。”她甚至以为修理师傅们都是酒鬼,后来才知道那是120号汽油,透明得像清水,拿来洗表的。
跟着老师傅,李鹤玲先从拆钟学起,“学了忘,忘了学”,反复认结构;再学用汽油洗机芯、点油;等手上有了准头,才轮到零件更小的手表。“有时候高速转动的零件会蹦出来,割到肉里你连血都看不见。”李鹤玲怕被割手,也怕被师傅骂,所以干得格外谨慎。
“每天有60个工分的任务,必须修够。”李鹤玲就加班修,她回忆起来也诧异,那会儿的修表任务真是“做也做不完”。
1个月,1年,32年,小李变老李,工资从每月20元变成700元。2002年,李鹤玲退休,开了个小修理部。
来修表的多是中青年人,她解决的多是“表不走了”“换电池”等常见问题。她有两不修——名表和智能表。“一个是不敢修,不够赔的;一个是不会修。”
“前十几年每个月能赚几千。”现在,客群还是那个客群,她每个月赚1000多元,能包住房租和零件成本。
每天一到饭点,老伴来给她送饭。其他时间,有单子就修表,缺零件就关店自己去买,没单子就坐着。
按她的话来说,“这是我打发时间的地方。”
以前值夜班睡在修理部,李鹤玲嫌一屋子走针声吵,但现在“一闲下来耳朵就嗡嗡响”。她的店,左右墙上都挂着钟,她自己手腕上也戴着一块表,“嗒…嗒…”走针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叠上来,“听到这声音,耳朵才干净了”。
就这样,又是24年。当年风靡长安城的几大钟表店早就换了门头,蝴蝶表的零件落在盒子里吃灰,同行也不再修表。
“我其他啥也不会,如果让我现在到社会上找工作,肯定不如你们。”李鹤玲也没那么大当前竞争的激烈,和我们闲聊中反复重复的一句话是“你们比我们难多了。”
正聊着,来了一位客人,他在地图上搜到小店,想换电池。
李鹤玲戴上放大镜就开换,换完又给对方送了一个表甩,“生锈了,给你换个新的。”少赚10块,但她说“年轻人都不容易,能帮一点是一点”。
常年伏案,李鹤玲的背早就佝偻了,她凑在手表前拆零件,右眼常戴放大镜,印出了一圈左眼没有的皱纹。
“你会期待客人来吗?”
“期待嘛!哈哈哈——”
02
香莲进城:我做裁缝也是博士研究生水平
文化街的修鞋摊旁边,多了一台缝纫机。63岁的杨香莲坐在后面,机子上贴着一张A4纸:专业改衣服。
刚来这一个多月,“我正在慢慢熟悉西安。”
香莲的老家在长安韦曲南边,1981年她中学毕业,进了乡政府办的缝纫组,也是后来的制衣厂,在机子边从零学起。先撩裤边,再学锁扣眼,然后是烫活、上机子……最后才轮到裁剪。“那会儿一天挣一块钱”。
干了二十多年,赶着千禧年的热乎劲,香莲退厂,带着陪嫁的缝纫机,在老家租下一间门面,挂出“舒心布艺”的招牌。
刚开始也制衣,另外缝纫机能做的活她都带着。可也是那几年起,“大厂里一铺就是上百层布,机器一刀下去裁出几百件衣服。”香莲回忆,她做一条裤子,裁、做、烫要耗一上午,光工时费就五十块,还不算布料,同样的钱人家能直接买条现成的。
“我也觉得不划算,人家也觉得不划算,慢慢做衣服的人就少了”。后来,老家连零卖布料的铺子都没了。她的活,慢慢从“做”转成了“改和修”——改裤边十块,改袖长十五……
香莲守着机子看了几十年热闹,中山装、健美裤、喇叭裤、皮衣、阔腿裤……“尤其裤子,一阵兴宽、一阵兴窄,一阵兴长、一阵兴短”,她跟着风来回改。
二十多年里,老家的街上有旧裁缝店关门,也有新店开张,香莲对自己的手艺一直自信。有读了博士的小辈拿着她改好的衣服直夸,她也笑:“你把学上到博士研究生,我这个裁缝的级别,也是博士研究生。”
今年,香莲的儿子在西安安了家,小孙子上幼儿园,没人接送。9月底,她放下老家的店,正式进城。
来西安,她还是带着陪嫁的缝纫机。“人一闲下来就难受。”她一来就找门面房,但一年五万元的租金算不过账,没敢租,最后在幼儿园附近找了个二楼,一年一万元。缝纫机、锁边机、烫台一件件搬上来,10月底,缝纫店又开起来了。
也是因为闲不住,她来西安的一个月内,“60多岁竟然还体验了好几种不同的工作。”干洗店、超市熟食专柜、家政、护理……但每一份兼职几乎都夭折于“要用电脑,我不会”“太伤手”“坐四十年坐习惯了,站不住”。但香莲还是乐呵呵的。
公开报道中,智能工厂的自动裁床、吊挂系统转起来,一件羽绒服从布料到成品,最快只要三四分钟。流水线上的速度,香莲的脚踩缝纫机永远追不上。可流水线做不了的细活,最后还是会找到她这样的人。
店里没客,香莲下楼摆摊招揽生意,“我把半辈子的家伙什都搬来了,剩下的交给时间。”
03
从业三十载:顾客叫我关中鞋王
同样在文化街上,杨师傅的修鞋店有点“吵”。
店开在居民楼二楼,还没上去,短促紧密的“梆梆”声已经溜出窗缝。推开门,更是敲打声、机器运作声、手机铃声、招呼声都挤在一起。
“鞋咋了?”杨师傅也忘记这是今天第几个电话了,他放下手里的胶和鞋,让对方加好友发送鞋的照片,再“确诊”。
两筐待修的鞋摆在桌下,鞋上贴着小蓝签,写着微信名、鞋码和要做的活:高跟改低跟、换底、改小一码……周围的鞋柜上摆满了已经修好的鞋。
挂了电话,他又拿起没做完的活,给鞋补胶。
里间几个师傅也在埋头修鞋,外头就他和妻子亚芹随时张罗。
这份热闹来之不易。
1988年,19岁的老杨进鞋厂学做皮鞋,厂子没活,又跟着老师傅学修鞋。婚后摆过修鞋摊,也开过制鞋厂,1999年赶着时尚开皮鞋店做定制,2014年加卖成品鞋。2020年,他在互联网发修鞋短视频,火了一条,全国各地的待修鞋找上门,他干脆不做也不卖皮鞋,专心做修改。
短短一百多字,就是老杨和亚芹的三十年。
“过去无论做鞋还是修鞋,皮鞋都是主角。”老杨说,以前在电视塔摆摊,修一双鞋收两三块,后来卖皮鞋,日子才算“蒸蒸日上”。正值千禧年,赶时髦的,在单位上班的,男男女女都爱买皮鞋。“定制一双70块,生意好了十几年。”后来成鞋越来越便宜,老杨很少再做定制。
他很难说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在他的感知里,穿皮鞋的人慢慢变少,年轻娃换上了运动鞋、休闲鞋,门面房的房租在涨,互联网越来越发达……
“但我从没想过改行,选择了就好好做。”老杨刷短视频,全国观摩同行是怎么做的,也开始琢磨拍视频、发视频。“我不会剪辑,就纯拍修鞋改鞋,加上字就发。”摸索着,老杨各个平台的粉丝量都已破千,“每天几乎都能收一筐鞋”。
“前几年外地单多,沈阳、郑州、深圳……好多客人。”他一开始也没想到“人在西安但接上了全国各地的单子”。
借此东风,老杨终于把修改鞋的老牌子打了出去。“今年同城单多了。”他推测是推送机制更加本地和智能化。
张婷住在灞桥,来回路上都得仨小时,“我这个鞋跟老了,你给再挑个好看的、时兴的换上。”她脚上正穿着刚改好的靴子,手上又拿出一双让老杨改。“那么贵的鞋也舍不得扔,缝缝补补再穿几年。”
上年纪后穿不惯的高跟、夹脚的新鞋、磨穿的底、过时的跟……都在老杨的筐里。“送来的鞋大多千元以上,各个年龄段的客人都有。”
老杨还分享他一开始改鞋时交过的学费:为了挣八十块,把一双巴宝莉撑坏了,赔进去四千元。从那以后,他把整楦改成断开的模具,顺便补习名牌知识,理性接单,再没犯过同样的错。
完好如初的鞋,客人的称赞,让老杨反复回味。顾客叫他关中鞋王,他摆手,“诶呀,我就是个修鞋的。修好的鞋就是我的得意之作!”
如今,老杨已年近60岁,店里最年轻的两个师傅是他的儿子和侄子。“毕业后我在外头闯过几年,但钱没那么好赚。”小杨说,现在周内跟着老杨修鞋,周末教书法,“靠手艺吃饭踏实”。
26岁的侄子,已经学修鞋5年,每天一坐就是8小时,沉默地拿锤子钉鞋钉,他说有个手艺,不怕饿着。
晚上七点,师傅们接连下班。亚芹开始做整理,给修好的鞋擦净打蜡,老杨还坐在桌前做鞋楦,“七点以后就不接客人了,但我还没下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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