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馨仝
传统刑事诉讼法以“国家—被追诉人”为中心构建，而现实中的刑事案件，越来越多地牵涉企业、案外人、未成年被害人和跨境主体。11月6日公布的修正草案全文中，这几部分的修改分量最重的是涉案财物：草案将第二编第二章第六节的节名改为“查封、扣押、冻结”，在第144条之后新增五条；在第三编新增一章“涉案财物处置”，共五条；同时删去现行第245条。本文以涉案财物为重点，再简要讨论单位犯罪的诉讼代表人、未成年人和涉外程序。
一、涉案财物
（一）问题来源
现行法对涉案财物并非没有规定。第141条规定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第145条规定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以内解除并退还；第245条对涉案财物的保管、移送和处理作了规定。实务中的难点不在于“有没有规定”，而在于：财产是否与案件有关由谁判断，案外人怎么参与，超额冻结怎么审查，判决主文能否具体处理每一项财产，措施错了怎么救济。这些问题过去基本由办案机关在内部流转中决定，当事人和案外人很少有机会表达意见。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2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3月至年底，检察机关在专项监督中监督解除、返还涉企违法“查扣冻”资金26亿余元，监督变更人身强制措施820余人。数字背后，是一批企业经营被“冻住”的真实处境。
类案参照｜查封房产价值超过贷款本金，立案两年多后撤案解封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2月发布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典型案例中，房地产开发商甲在2012年至2018年间以项目土地担保，向银行累计贷款8900余万元。2022年贷款逾期，银行起诉后双方达成以售房款还贷的协议。2023年6月，甲因涉嫌骗取贷款罪被立案侦查，项目280余套、价值1.1亿余元的房产被查封。
2025年6月，甲申请立案监督。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贷款资金用于项目建设，房产价值足以覆盖本金，未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不宜认定构成骗取贷款罪；查封房产价值已超过未偿还的贷款本金；甲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案件立案两年多既未撤销也未移送起诉。2025年7月，案件被撤销，房产解除查封。
这个案件集中反映了涉企刑事案件中三个相互叠加的问题：实体定性存疑、刑事“挂案”和财产措施过度。
类案参照｜2000余万元涉诈资金，冻结企业账户24亿余元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2月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山东某化工企业的账户因被汇入涉诈资金，先后被多家外地公安机关冻结。他人以购油款名义汇入5468.6万元，其中涉诈资金2059.67万元，而账户内被冻结的经营资金达24亿余元。检察机关介入后认为存在超额冻结、整体冻结等不当情形，建议先行解除冻结，公安机关派出12个工作组赴各地协商，资金陆续解冻，企业恢复正常经营。
（二）草案改了什么
上表第144条之一至之五为草案第34条新增，第258条之一至之五为草案第50条新增的第三编第六章。
（三）修改解读和相关问题
第一，涉案财物有了“自己的庭审”。过去涉案财物的处理往往只是判决书的最后一段，“扣押在案的财物予以没收”一句话带过，具体哪些财物、凭什么没收，没有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草案要求控方提出具体处理意见、法院对财物的性质和权属进行调查和辩论，权属复杂的还可以在定罪量刑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财产处置开始成为独立的审理对象。但“继续审理”由谁启动、是否需要当事人申请，与执行程序、民事诉讼如何衔接，草案都没有规定。
第二，“活封”只覆盖厂房、设备，冻结的账户不在其中。此前媒体报道概括为“有关当事人在特定情况下的合理使用”，对照条文，第144条之五适用的是“查封、扣押”的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经营类财产。被冻结的银行账户能否用于支付工资、税费和货款，条文没有涉及。对企业来说，账户被整体冻结往往比厂房被查封更致命。第144条之一规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所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同样不能当然延伸到企业的经营性支出。建议在后续审议中，将合理使用扩展到冻结账户的限额解冻或者定向支付。
第三，先行处置的范围较窄。可以先行处置的只有三类：易损毁物品、即将到期的票据、经权利人申请的债券股票基金。股票、基金需要权利人申请，这对当事人是一个机会：持仓价值波动大的，可以主动申请先行出售以锁定价值。车辆、虚拟货币等同样容易贬值的财产，不在列举之内。
第四，区分财产写进了法律。单位财产与经营者个人财产、涉案人财产与案外人财产、本人财产与家属财产，实践中被“一并冻结”的情况并不少见。第144条之一给了律师主张解除措施的直接法律依据。
第五，检察监督的启动有了法律依据，标准有待明确。“价值巨大”“对当事人有重大影响”的标准是什么，抄送后检察院是否必须审查，需要配套规定明确。条文规定检察院“发现”错误应当通知纠正，这是依职权监督的依据。
第六，趋利性执法：经费挂钩的禁止写进了法律。异地查扣冻中的趋利性执法，根源在于涉案财物与办案经费之间的利益关联。第258条之四规定赃款赃物不得返还、变相返还办案单位，不得与办案经费保障挂钩，这是在法律层面切断这一关联。有律师在草案提请审议后指出，此次修正主要针对的正是“趋利性执法”和“远洋捕捞”式执法。
（四）利害关系人：异议权写进法律，权利保障仍然单薄
涉案财物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投资、置业、消费、偿债、赠与等原因流转到第三人手中，是实践中相当普遍的情形。第三人能否被追缴，实体上要看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程序上，第三人以什么身份、享有哪些权利、通过什么程序主张，一直是难点。
草案之前，相关规定已经陆续出现。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要求，善意第三人等案外人与涉案财物处理存在利害关系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院应当告知其相关诉讼权利，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并听取意见；被告人等对涉案财物处理不服的，可以就财物处理部分提出上诉，被害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检察院抗诉；办案机关对异议、复议、申诉应当依法及时受理并反馈处理结果。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79条规定，案外人对涉案财物提出权属异议的，法院应当听取意见，必要时可以通知出庭；不能确认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不得没收。2026年9月2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第10条进一步明确，案外人对刑事案件中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提起民事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应当告知其向办案机关申诉、控告；刑事案件已经起诉的，还应当告知其可以向审理刑事案件的法院提出权属异议，审理法院应当听取意见，必要时通知案外人出庭；案外人认为生效刑事裁判对涉案财物的处理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申诉。
草案第258条之二、之五把这些做法上升为法律，并统一使用“利害关系人”而不是“案外人”的表述，与两办意见保持一致，这是进步。但与两办意见相比，草案的保障并没有更多，有的方面还有所缺失。本所张蓬蓬律师在专文中对此作了梳理，要点如下：
一是没有告知义务。利害关系人不是当事人，对刑事程序进展往往一无所知。查封房产、冻结账户，现行规定一般不要求通知权利人，例外是《监察法实施条例》第141条第1款规定冻结财产应当通知权利人。实践中，利害关系人经常到财物被划扣、处分时才知情，异议的机会已经错过。两办意见要求的“告知相关诉讼权利”，草案没有写入。
二是没有阅卷权，也没有规定委托诉讼代理人。经济犯罪案件往往涉及大量资金往来和复杂交易结构，涉案款项的来源、去向和性质很难区分。利害关系人看不到与其财产相关的证据材料，就难以提出有针对性的异议。实践中，代理利害关系人申请查阅、复制案件材料，常被以于法无据为由拒绝。
三是异议处理只有“听取意见”，没有答复和复议。草案只要求“及时予以核实，听取其意见，依法作出处理”，没有要求书面答复，没有规定期限和复议渠道，不听取意见也没有任何程序后果。这类听取意见式的规定，实践中常见的结果是材料提交后没有下文。第117条的申诉控告可以作为补充渠道，但同样只要求“及时处理”。
四是“必要时”通知出庭，裁量空间过大。司法解释采用“必要时”的表述，主要考虑是涉众型案件中案外人众多，一律通知出庭不具有可操作性。但被告人、被害人是当事人，集资参与人也不当然属于利害关系人；真正财产被采取措施、可能被追缴的第三人，在多数案件中数量有限。更合理的安排是以通知出庭为原则、以不通知为例外。两办意见要求的是“通知其参加诉讼”，草案并未达到这一要求。
五是没有上诉权的规定。两办意见允许就财物处理部分上诉，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抗诉。草案对利害关系人不服涉案财物处置能否上诉、以什么身份上诉，没有规定。
可以参照的制度其实已经存在。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中，利害关系人享有受送达、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举证、质证、辩论和对没收裁定提出上诉等权利（2021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二十五章）。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也设有第三人参与没收程序。建议后续审议参照这些规定：明确办案机关对利害关系人的告知义务；赋予利害关系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查阅复制与其财产有关的案卷材料的权利；规定异议的书面答复期限和复议途径；以通知出庭为原则；明确利害关系人对涉及其财产的处置部分享有上诉权。
（五）律师的应对
代理企业或者当事人的，查扣冻之初就要建立“四张表”。
权属表。登记财产的名义权利人、实际出资人、取得时间、合同、发票、流水和占有状态，对应第144条之一的区分要求。
资金流向表。区分涉案资金、经营收入、融资款、工资税费和案外人资金，避免账户被整体评价。
数额比例表。对比涉案金额、已追缴金额、查冻财产价值以及重复担保、民事保全情况，论证是否明显超额。
经营影响表。列明工资、税费、供应商货款、订单交付、贷款到期等具体影响，提出限额冻结、继续使用、先行处置或者替代担保方案。
四张表既是向办案机关申请解除、变更措施的材料，也是依第117条向检察院申诉控告、在审判阶段参与涉案财物法庭调查的基础。
代理利害关系人。尽早提交书面异议，附权属合同、付款凭证、流水等证据，说明取得时间、对价和是否知情，要求办案机关书面答复；没有答复的，依第117条向检察院申诉控告；案件起诉后，及时向审理法院提出权属异议，申请出庭参加涉案财物的法庭调查，并申请查阅与该财产有关的证据材料。
二、单位犯罪：诉讼代表人写进法律
草案第41条新增第190条之一、之二：被告单位应当由诉讼代表人代表参加诉讼；诉讼代表人应当是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上述人员被指控为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因客观原因无法出庭的，由被告单位委托其他负责人或者职工担任，但被指控为直接责任人员或者负有作证义务的人员除外；难以确定的，可以委托律师等单位以外的人员担任；诉讼代表人不得同时担任被告单位或者有关被告人的辩护人。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应当确定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法院应当通知其出庭。
司法解释此前已有类似规定，草案的变化在于写入了“实际控制人”和单位以外的人员。实务中值得注意的是：单位犯罪案件中，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往往本身就是被告人，诉讼代表人的人选需要尽早确定；由律师担任诉讼代表人的，不能同时担任辩护人，企业需要分别委托；单位是否认罪认罚、是否签署具结书，由诉讼代表人代表单位作出，其意见与个人被告人可能并不一致，需要提前协调。
三、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
草案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方面的修改有三点。一是未成年被害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征得其同意后，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草案第51条）。二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其无法提出保证人的，可以指定其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作为保证人（草案第52条）。三是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应当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保护其隐私和名誉；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等案件，应当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等措施，尽量一次完成，确有必要再次询问的，应当针对确有疑问需要核实的内容进行（草案第53条）。
“尽量一次询问”的出发点是避免二次伤害。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彭新林教授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指出，这一规定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脆弱性，避免反复回忆造成持久的心理伤害。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已有一次询问和同步录音录像的要求，此次是把成熟做法上升为法律。
需要关注的是，“一次询问”与被告人的质证权之间存在张力。被害人只接受一次询问且不出庭的，辩方对证言的检验如何进行？此类证言前后不一致的，草案新增的“证言发生重大变化、前后不一致”应当出庭的情形是否同样适用，强制到庭又如何与保护未成年人相协调？这些问题有待在实践中妥善平衡。
四、涉外程序：管辖、境外证据与反制措施
草案在涉外方面的修改有四处：一是外国人犯罪以及在我国领域外发生、依照刑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适用刑事诉讼法，司法机关应当保障外国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得到公平公正对待（草案第4条）；二是刑事司法协助依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等法律办理，司法机关可以与外国有关机关开展执法司法合作（草案第5条）；三是通过刑事司法协助、执法司法合作获得的境外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草案第15条）；四是外国对我国公民、组织实施不当域外刑事管辖措施，或者在其刑事诉讼中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的，我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草案第54条）。
这些修改有其现实背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和企业“走出去”，境外项目中的贿赂、安全责任、当地政权变更导致的履约纠纷刑事化问题、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跨境洗钱，以及外逃人员和外流资产的追逃追赃，案件数量都在增加。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以本国法律为依据，对我国企业和人员进行调查、起诉，甚至在第三国拘捕，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长臂管辖”是最典型的例子。现行刑事诉讼法涉外部分只有第17条、第18条两条原则性规定，难以回应这些问题。本次修改的重心，一是明确在我国领域外发生、依照刑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适用刑事诉讼法，补上域外管辖的程序依据；二是把刑事司法协助和执法司法合作纳入法定通道；三是解决境外证据的使用问题；四是为应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提供反制依据。
11月6日，也就是修正草案公布征求意见的同一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反跨境腐败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该法第2条把境内公民和企业在境外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全部或者部分行为在境外实施而结果发生在境内等行为纳入“跨境腐败”；第6条规定，外国以反腐败为借口或者不当域外适用其本国法律的，我国有权依照《反外国制裁法》等采取反制、阻断等措施；第25条规定，非经我国有关机关同意，境外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我国境内进行反跨境腐败调查等执法活动，境内的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境外提供证据材料、数据信息和其他相关协助；第23条、第24条规定了引渡、遣返、境外追诉和跨境资产追回的方式。两部法律一部是实体与机制，一部是程序，方向一致：一方面维护司法主权，另一方面为跨境案件的办理提供法律依据。
从实务看，有几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第一是管辖权冲突。“一带一路”项目在境外，同一行为可能同时受到项目所在国法律、我国法律和国际条约的约束，还可能被美国等第三国以长臂管辖为由介入。我国刑法第7条规定了属人管辖，第10条规定在外国已经受过审判的，仍然可以依照我国刑法追究，但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多国同时立案时，证据如何取得和共享、程序如何衔接、刑罚如何折抵，可能会是日后逐渐在实务中越来越多的出现的问题。
第二是本国国民不引渡与“或引渡或起诉”。《引渡法》第8条规定，被请求引渡人具有我国国籍的，应当拒绝引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4条第11款则要求，缔约国以本国国民为由不予引渡的，应当将案件移交本国主管机关起诉。这意味着，外国请求引渡我国公民而被拒绝后，我国司法机关需要在国内追诉，而案件的事实、证据和证人大多在境外。草案关于域外犯罪适用刑事诉讼法、境外证据使用和远程作证的规定，正是这类案件在国内审理的程序基础，但境外证据的调取需要依赖国际司法协助，境外证据的审查标准也需要逐步细化。
第三是企业的两难处境。外国执法机关要求我国企业提供境内的文件、数据或者安排员工接受询问，企业依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4条和《反跨境腐败法》第25条，非经主管机关同意不得提供；但拒绝配合，又可能在外国的调查和处罚中处于不利地位。草案新增的反制条款位于附则，由谁启动、在具体刑事案件中采取哪些措施、与《反外国制裁法》如何衔接，仍需明确。
对律师和企业而言，有几点可以提前准备。从事跨境经营的企业，应当按照《反跨境腐败法》第29条至第31条的要求，建立廉洁合规管理制度，开展跨境经营廉洁风险识别评估；遇到境外调查或者信息调取要求时，先评估管辖依据和我国法律对提供证据、数据的限制，不擅自对外提供；在国内刑事案件中，对控方使用的境外证据，审查其取得途径、用途限制和是否附有不作为证据使用的承诺。
下一篇是本系列的收尾，讨论这些规定怎样才能真正落地。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2026年11月6日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意见。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17条、第18条、第54条、第117条、第141条、第145条、第245条、第278条、第280条。
[3]最高人民检察院：“扎实开展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典型案例，2026年2月2日，中国新闻网转载。
[4]中国日报网：《最高检：2025年3月至年底解除、返还涉企违法“查扣冻”资金26亿余元变更人身强制措施820余人》，2026年2月2日。
[5]新京报：《一企业账户被多家外地公安机关冻结，检察介入解冻资金24亿余元》，2025年2月18日。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2015年1月。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1年），第279条及第二十五章。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2026年9月22日起施行，第10条。
[9]《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第141条。
[10]张蓬蓬：《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涉案财物处理程序中利害关系人异议条款之评析》，“京都释法”，2026年11月9日。
[11]界面新闻：《法治面｜刑诉法修正草案规范涉案财物处置，律师：进一步防范趋利性执法》，2026年11月。
[12]新华社“新华视点”：《禁止有罪推定、完善人身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拟作这些修改》，新华网，2026年11月2日。
[1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2023年6月1日起施行。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跨境腐败法》，2026年11月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第2条、第6条、第23条至第25条、第29条至第31条。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条、第10条。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第8条。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4条。
[19]《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4条第11款。
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法律意见。文中草案条文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26年11月6日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为准。
王馨仝，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曾在英国伦敦国际刑事、国际商事大律师事务所、黎巴嫩特别刑事法庭、塞拉利昂特别刑事法院、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专家咨询库”特聘专家律师，最高人民检察院听证员，北京市律师协会涉外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公益法和法律援助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会员，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律师，西北政法大学刑事辩护技能培训项目导师，曾作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代表参加司法部主办“涉外律师人才高级研修班”集训。著有《说服法庭：讼辩高手进阶指南》，法律出版社，ISBN：9787519764821；合著《刑事辩护教程》涉外刑事案件的辩护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1345009。
王律师具有丰富的国际和国内刑事诉讼经验，深耕重大复杂经济犯罪、涉外刑事诉讼、职务犯罪、互联网犯罪白领犯罪及企业合规业务领域，所代理的多起案件取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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