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香港,第一印象都是繁华的商圈和璀璨的海景。不少人会默认,香港早期的繁荣,是殖民治理带来的成果。但我们换个角度看,殖民统治本质上是一种掠夺式管理,它只负责收割经济红利,长期回避本地民生和治安的深层矛盾。

九龙城寨的故事,就是这套管理模式最直观的样本。这块原本属于中国的管辖地块,在租借划定之后,变成了各方都不愿接管的灰色地带。港英当局借着管辖权的争议,长期放任不管,任由高密度违建野蛮生长。

几十年里,狭窄的街巷里挤着大量底层居民,卫生、治安全都没有保障。直到中英谈判敲定香港前途,双方才达成共识启动清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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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寨公园落成,才算把这个搁置许久的历史伤疤抚平。

这种 “能拖就拖” 的治理思路,不只是体现在城寨一处。战后大量移民涌入香港,人口快速膨胀,住房、医疗、公共服务的缺口持续拉大。港英当局没有主动补齐配套,反而催生了花钱买便利的潜规则。

消防的开喉费、看病的茶钱、各行各业的打点礼金,贪污慢慢变成社会默认的潜规则。警队的贪腐体系发展得最为成熟,吕乐搭建的利益链条,让执法队伍和黑帮形成了诡异的共生关系。

葛柏出逃事件引爆民众积攒多年的不满,廉政公署顺势成立。很多说法把廉署当成港英主动革新的功绩,其实它是民众抗争倒逼出来的产物。而且这场反腐并不彻底,1977 年的特赦令,放过了早年绝大多数贪腐人员,不少核心人物提前远走海外。

治理的漏洞还不算最难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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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回归的最后几年,英方开始主动埋下长期隐患。彭定康推出的政改方案,打破了原本协商好的政制衔接安排,试图搭建一套脱离基本法轨道的选举框架。

这套方案的目标,是制造治理隔阂,给后续特区政府施政制造阻碍。中方看清其中风险,果断另起炉灶组建临时立法会,让对方精心设计的制度轨道无法延续。

除了选举制度,港英当局在过渡期还大规模修改本地法律,刻意削弱治安管控权限。情报部门政治部的收尾操作,更是充满算计。人员分批安排移民,核心档案全部运回英国,不留任何资料给后续接手的队伍。

国家安全相关的职能空白,就这么留在了香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警队缺少专门应对国安风险的机构,这个漏洞,也给后来的动荡埋下隐患。

张子强团伙的案件,刚好能印证这套治理体系的短板。团伙在回归前就逐步壮大,靠着当地治安管控的薄弱空间,多次策划重大绑架、抢劫。哪怕在香港作案,他们也摸清了当地执法的局限。

最后这个团伙是在内地落网,接受内地法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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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能看出,单靠回归前遗留的治理框架,很难震慑这类跨境恶性犯罪。

近些年香港的治安数据,已经能清晰看到变化。罪案数量持续回落,抢劫、爆窃这类传统重罪降到历史低位,跨境联合扫黑行动常态化推进。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落地之后,国安相关的风险防线被补齐。

特区政府也持续推进法律条文的清理,逐步剔除法条里残留的殖民表述,理顺本地法规和基本法之间的衔接。一个个历史遗留的漏洞,正在被慢慢修补。

我们要分清一件事。香港的商业底子,是一代代香港本地人打拼出来的。殖民当局只是借着特殊区位赚取收益,并不愿意真正为这片土地的长治久安负责。

它可以容忍贪腐滋生乱象,也可以在撤离之前刻意设置障碍。繁华的外壳很好打造,但公平的秩序、稳固的安全底线,从来不是殖民统治愿意交付的东西。

主权回归之后,治理的主动权交到我们自己手里。修补历史遗留的坑,完善法治体系,筑牢安全防线,不是否定香港过往的发展。而是让这座城市的繁荣,不再依附于别人的安排,让东方之珠的稳定和光彩,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