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端卖固定收益,资产端做高定价信贷——这套模式在2026年走到了尽头

11月12日,恒昌财富突然暂停全部理财产品募集与兑付,App内的财富产品被集体下架,多地财富中心负责人接到通知赶赴北京,北京职场一度改为居家办公。

消息先是在出借人的社群里以聊天截图的形式扩散,随后被多家财经自媒体转述。截至本文发稿,恒昌方面及创始人秦洪涛本人都没有发布任何正式声明:既未证实,也未辟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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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停兑同时流传的,是关于创始人的各种说法。市场传闻版本不一,均未获得权威渠道确认,本文不作为事实使用。可以确认的只有一条:一个连续多年把“零违约”当作招牌的平台,第一次同时关掉了募资和兑付两个阀门。

把这件事放进更长的时间轴上看,它并不是一次孤立的流动性事故。

过去十四个月里,与恒昌业务结构几乎相同的宜信,已经完整演示了一遍从停兑、清产核资、致歉到被立案侦查的全过程。

恒昌今天面对的,是同一套商业模式在监管、资产质量与信任结构三重压力下的到期结算。

停兑只是账面动作,真正的清算对象,是“财富端卖类固收、资产端做高定价助贷”这条链条本身。

01

三天之内:停兑、下架与沉默

按照投资者与一线理财顾问的说法,暂停发生在11月12日,募集和兑付同步停止;13日,平台上的产品被清空,投资者在App里已经找不到任何一款可投项目。

地方财富中心的负责人被集中召回北京,北京办公职场要求居家办公。这些细节与宜信出事前的征兆高度相似:先是产品下架、募资停止,接着是人员向总部集中,然后才是公告。

恒昌的十五年,几乎每一段都能在公开记录里找到对应的时间点。它起于2011年民间投融资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靠线下网点迅速铺开,巅峰期业务触角伸入三百多座城市,与信和财富、善林金融、银谷财富并称“线下理财四巨头”。

2018年行业整顿之后,另外三家相继爆雷或陷入兑付困境,恒昌活了下来,并在此后长期以“转型样本”的形象出现:AI战略、大模型、连续多年亮相博鳌、面向高净值客户的海外资产配置方案,以及对外宣称的“服务高净值客户超200万、累计管理规模突破3000亿”。

这些叙事遮蔽了另一半事实。作为恒昌核心理财主体的北京恒昌利通,早在2020年就因P2P业务被北京警方刑事立案,涉案资金约300亿元,牵扯出借人接近48.5万人;到2026年6月,公开渠道仍未见正式兑付方案落地。

也就是说,过去六年,恒昌一直是一家一边背着三百亿旧账、一边继续发行新产品的机构。

把关键节点排在一起,这条线索会清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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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恒昌与同类平台的关键时间节点,资料来源:据公开报道与地方监管部门风险提示整理。

这张表最重要的信息不是时间本身,而是时间之间的长度。从2020年立案到2026年仍无兑付方案,中间隔了六年;从宜信停兑到宣布“可能资不抵债”,隔了四个月;从致歉到立案,只隔了一天。

对后来者而言,这意味着“暂停”之后的等待单位是年,而不是周。

02

一只产品里的四层结构

要判断恒昌这次停兑的严重程度,需要先看清它卖的是什么。

在负债端,恒昌的募资主体是北京恒昌汇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品牌名为“恒友汇”,面向高净值客户发行“类固收”产品:30万元起投,预期收益率4.5%至11.6%,期限从3个月到36个月不等,主要通过“众润多”App和理财顾问一对一推介完成销售。

理财顾问对外的话术是“固收类”“保本保息”,这是理解整件事的起点——它向投资者出售的,是一种被包装成固定收益的、风险并未定价的资产。

在资产端,产品说明书给出的底层资产是“恒昌借款人的债权包”。

具体路径是:恒昌把放贷形成的债权打包转让给诚洲联盈、武汉鑫和嘉世等公司,这些公司再在“山西中财资产登记服务中心”挂牌,对外发售给个人投资者,单只产品常见规模6000万元、限购200人,“L系列”十几个项目合计募集约200亿元。

发行方与担保方大多是2021年前后新设的主体,与恒昌没有股权关系。

这条链条在法律形式上相当讲究。一笔融资被拆成“借款人—保理或咨询公司—登记场所—投资者”四个环节,每一层单独看都只是普通市场主体:借款人是个人,打包方是商业公司,登记方是地方机构,投资者自愿签署合同。

可合起来看,它是一次面向不特定公众的、以固定收益为承诺的集合融资。

问题出在第三层。所谓“资产登记服务中心”,正是监管部门反复提示的“伪金交所”形态。

2024年以来,多个省市宣布辖内金融资产交易场所清零,证监会派出机构与地方金融管理局同步公告: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信用资产”“登记备案”“资产登记服务”等字样、未经许可为非标债务融资提供登记备案服务的市场主体,属于“伪金交所”,涉嫌违规经营。

换言之,这层“备案”既不构成审批,也不构成增信,它提供的只是形式上的可售性。

资产端则是另一条线。恒昌的借贷业务从“恒易贷”起步,此后反复更名:2022年改为“普融花”,2024年8月被北京通信管理局通报、9月因整改不到位全网下架、年底运营主体注销,随后“恒小花”重新上架,2025年10月又改为“恒生活借款”。

黑猫投诉平台上与恒昌系产品相关的投诉累计超过十万条,集中在综合息费偏高、捆绑担保服务费、催收方式与个人信息采集等方向。频繁更换品牌与运营主体,客观上让每一次整改变成了一次“重新开始”。

把这四层拼起来,模式的运行机制就清楚了:负债端承诺4.5%至11.6%的固定收益,资产端承担的是高定价客群的信用风险,中间靠期限错配和持续募资完成流动性转换。

这种结构要稳定运转,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资产端风险调整后的收益高于负债成本加渠道费用;新募集持续流入;存量旧账不被追索。三者缺一,现金流立刻断裂。2026年,三个条件同时失效。

03

为什么是2026年:三重挤压同时到位

第一重挤压来自制度端:资产端的收益率被明确封顶。

2025年4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自当年10月1日施行,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开展差异化风险定价、审慎核定合作费用上限,并把增信服务费计入借款人的综合融资成本,使综合融资成本对应的年化利率不超过24%。

行业测算的逻辑很直接:利率高于24%的高定价客群,恰恰是助贷平台最主要的利润来源,这部分客群被资金方清退后,平台的利润池会显著收缩。

对恒昌这类机构,这一刀的落点是“夹层”。负债端要支付4.5%至11.6%的收益,加上理财顾问佣金、门店与运营成本;资产端在24%的综合成本上限内,还要扣除资金成本、风险成本与获客成本。

过去靠36%以上综合息费支撑的定价空间消失后,中间那层利差被压到极薄,甚至倒挂。规模越大,倒挂越明显。

第二重挤压来自合规端:地方提示与“伪金交所”清理,让“备案”不再具备说服力。

恒昌被地方监管部门点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18年:山东荣成市处非办指出其分公司不具备网贷中介资质;同年8月与2019年3月,威海文登区两度将其列入非法集资风险提示函;2018年底至2019年初,江苏丹阳、扬州高邮也将其列入金融风险提示名单。

2020年措辞升级,山东莱州转发的省维稳办风险提示函明确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点出其网贷业务“线下公开宣传、承诺年化收益率14%、期限错配、可能设立资金池”。

2023年,湖北随州提示其“以虚假投资项目或虚构借款人等方式吸收资金设立资金池”;济南济阳区处非办直接指出其App“以‘零违约’诱导广大客户”;2024年1月,苏州工业园区再次点名两家关联公司通过“众润多”推介“保本付息”产品。

这些提示长期未能形成实质性阻断,原因并不复杂。风险提示是属地化的,效力只覆盖当地分公司;主体注册在北京,注销一地分公司、换一座城市重新开张的成本极低。而“提示”本身不是处罚,也不进入征信或司法记录。

真正让这套结构失去合法外衣的,是2024年以来对“伪金交所”的系统清理——当登记备案通道被关闭,产品连形式上的合规外观都难以维持。

第三重挤压来自信用端:旧账从未结清。

2020年恒昌利通的刑事立案涉及约300亿元资金与近48.5万名出借人,六年间没有正式兑付方案,回款近乎停滞。

这意味着任何新增募资都天然带有“借新还旧”的嫌疑:新投资者的钱,先要填补旧窟窿的利息与稳定成本,才可能进入真实的资产循环。当新钱停下,旧账便在同一天显性化。

值得强调的是,市场上流传的创始人层面突发变量,可能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即便没有这根稻草,在24%定价上限落地、备案通道关闭、存量旧账未清这三个条件同时成立的情况下,这类模式的生存概率也已经很低。

把停兑完全归因于一次意外,会低估它的必然性,也会误判下一个风险点出现的位置。

04

宜信镜像:同一套骨架,同一种结局

恒昌与宜信的相似度,接近同源。两家都在2006年至2011年间从线下债权转让起家,都以“高息固收+助贷”为两大支柱,总部都在北京,都经历过从P2P到“科技与国际化”的叙事切换。宜信的路径更完整,也更能说明结局。

2026年5月22日,宜信宣布对旗下所有类固收产品启动“良性清退”,当日起全面停止本金与利息兑付,当时给出的时间表是“4至6周内公布清退方案”。四个月过去,投资者等到的不是方案,而是一封致歉信。

10月11日晚,这封信通过旗下App定向发给类固收产品客户,信中的三句话构成了对这类模式的完整诊断:财务尽调初步发现集团可能资不抵债、偿债缺口较大;未兑付产品对应的底层资产质量较差,寻求市场化整体处置无果;法律尽调机构表示,无法根据集团提供的交易渠道和模式等材料,对产品合规性进行独立调查。

次日中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通报,已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从停兑到立案,共四个多月;从致歉到立案,只有一天。这个节奏说明,处置方案的制定权并不在企业手里。

两家公司也有一处关键差异:宜信旗下有在纽交所上市的宜人智科,尽管公司声明其与财富管理业务在运营管理上相互隔离、未开展任何财富管理业务,投资者仍把它视作未来可能的资金来源;恒昌没有这样的公开交易平台,清偿只能依赖存量资产清收与刑事追赃。

这决定了恒昌的回收预期大概率不会优于宜信,而宜信目前披露的口径已经是“可能资不抵债”。

因此,把恒昌停兑理解为“又一家公司出事”,会错过更重要的信息:这是一类渠道的集体退出。

过去十五年,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的核心产品逻辑,是用“持牌外观+线下信任+固定收益承诺”把高定价信贷的资产卖给风险承受能力并不匹配的客户。

当资产端定价被压到24%以下、当“备案”不再提供增信、当新资金停止流入,这套逻辑的三个支点同时消失。名单上不会只有两家。

05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四个可观察的节点

对已经身在其中的投资者,接下来半年最需要关注的不是社群里的传闻,而是四个可以被公开验证的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有没有官方公告与清产核资。是否引入财务与法律尽调机构、是否披露未兑付规模与资产负债底数,决定这件事走“良性清退”还是“刑事处置”两条不同的轨道。

宜信的经验是,尽调结论往往比投资者的预期更差,但它是后续一切分配的前提。

第二个节点是口径。是否出现“净本金”表述,直接决定损失的量级。净本金指累计投入金额扣除已获收益,意味着历史收益要被回冲,账面本金与实际可分配资金之间还会再差一截。

宜信清退初期正是以“净本金优先退出”开局,随即引发争议。

第三个节点是立案。一旦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立案,兑付逻辑就从“合同债权”转为“涉案资金清退”,顺序、比例与时点都由处置专班统一安排,投资者个人与平台之间的协商空间基本消失。

第四个节点是资产处置。恒昌的底层是个贷债权包,笔数多、单笔小、清收成本高、回收周期长,市场化打包转让的折价率通常很低。

宜信“寻求市场化整体处置无果”这句话,已经提前给出了这类资产的流动性答案。

在操作层面,有几件事现在就可以做。把合同、产品说明书、转账凭证、App截图和顾问沟通记录完整固定下来,尤其是“保本保息”“固收”这类话术的书面或语音证据;向属地公安经侦部门与处非办咨询登记渠道,不要只依赖社交群里的“维权代表”;

在未核实内容的情况下,不要签署任何“清退协议”或“债权转让协议”,签字通常被视为接受既定方案,后续追索难度会显著上升;对以“债权收购”“化债”“以物抵债”“拉新返佣”为名的方案保持警惕,这类安排在本轮风险处置中已多次出现。

预期管理同样重要。同类案件从停兑到首笔清退,通常以年计;期间投资者最大的成本不是折扣,而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时间损耗和二次损失。

06

结语:幸存者的账,总要还

恒昌的十五年,是中国民间金融的一个完整切片。它展示了线下地推在特定阶段的扩张效率,展示了监管套利可以争取到的时间,也展示了“转型叙事”如何为一个已经失去现金流支撑的模式续命。

它曾被视为行业出清中的“幸存者”,但幸存从来不等于安全,只是把风险从当期推迟到未来。

当资产端定价被制度性压到24%以下,当“备案”不再提供任何增信,当新资金停止流入,所有被推迟的账就会在同一天到期。

对行业而言,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下一家是谁”,而是“还有多少机构在用同样的结构卖同样的产品”。

判断标准并不复杂:负债端是否仍在承诺固定收益,资产端是否仍是高定价信贷,产品是否依赖一层没有审批权的“备案”来取得可售性,存量旧账是否从未公开清算。四项之中占了三项,风险就已经在账上了。

对投资者而言,这一轮出清留下的最贵的一课,是把“一直兑付正常”当成了信用评级。兑付正常只能证明过去某一段时间里有现金流,它不能证明底层资产真实,不能证明产品合规,也不能证明未来。

真正决定能不能拿回钱的,是资产本身能不能产生回款,以及处置权在谁手里。

恒昌至今没有发布公告。在一个涉及数十万人的兑付事件里,沉默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它意味着处置还没有形成方案,也意味着投资者的等待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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