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谈判的特殊之处,不在于两国有没有建交意愿,而在于各自都受到现实牵制。法国是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成员,巴黎不能完全不顾华盛顿的态度;中国则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个中国”没有讨论空间。
戴高乐并非一时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国际地位明显下降,外交和军事上又受到美国影响。1958年,他重新执掌政权,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随后逐步推动法国恢复战略自主。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体系,发展独立核力量,都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在戴高乐看来,法国要在欧洲和世界事务中保有发言权,就不能只跟随美国的安排。中国虽然政治制度不同,却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大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长期回避北京,不仅不符合国际现实,也限制了法国自身的外交空间。
富尔是合适的人选。他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1957年访问过中国,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并不陌生。后来,他在著作中明确提出,法国没有理由继续执行“两个中国”政策。戴高乐读到相关观点后,更加确认富尔能够理解中国的立场,也能把法国的顾虑讲清楚。
1963年8月,戴高乐邀请富尔夫妇到家中用餐,正式委托他再次访华。为了避免消息提前扩散,富尔先通过中国驻瑞典使馆转达意愿,公开身份仍是私人访问。周恩来了解其中的外交含义,经毛泽东同意后,决定以中国外交协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发出邀请。
10月22日,富尔夫妇抵达北京。第二天,他在西花厅向周恩来说明来意:“戴高乐认为,法中两个大国长期不能正式接触,很不正常。”随后,他递上戴高乐的亲笔信,请中方研究法国政府的态度。
周恩来阅信后没有急于表态,只是指出,法国维护国家主权、寻求独立外交的做法,中国能够理解。话说得不重,却把关键点讲明白了:建交可以谈,但中国的主权原则不能被模糊处理。
10月25日,双方在钓鱼台继续会谈。富尔把戴高乐设想的三种方案摆到桌面上,分别是无条件承认、有条件承认,以及近期承认。法国希望保留一定回旋余地,尤其不愿在建交前公开宣布与台湾断绝关系。
周恩来没有简单地接受或拒绝,而是提出“积极并且有步骤地建交”。法国先照会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建议建交;中国随后复照,确认愿意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再同时公布文件,互派大使。
这个安排看似只是程序调整,实际解决了几个棘手问题。法国不必用过于刺激的方式宣布政策转变,中国也不需要在国家代表权问题上作出让步。原则保持不变,表达方式却留出了空间。
富尔很快抓住了这一点。他表示,法国可以把“有条件承认”改为带有附加说明的承认,并承认主权具有排他性。换句话说,法国一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再承认“两个中国”并存。
谈判进入深处后,法方又提出一个更具体的要求:“能否先同北京建交,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这个问题,周恩来没有把它当成原则争论,而是区分了政治立场与外交程序。
中方的处理办法是,法国不得支持“两个中国”,但在形式上可以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随后再结束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周恩来还提出,法国不必立即发表复杂声明,只要对中方相关表述采取明确的默许态度即可。
这一步,实际上是双方各退一步。中国守住了代表中国的根本原则,在程序上给予法方便利;法国则放弃了继续维持“两个中国”的政策,承认北京政府的唯一代表地位。谈判没有停留在口头上的友好,而是落实到了照会、声明和外交承认的具体次序。
富尔没有得到签署正式协议的授权,便带着谈判结果回国向戴高乐报告。此后,法国外交部门继续与中国接触。外部压力也随之而来,美国方面多次表示反对,台湾当局也试图劝阻戴高乐。
1963年12月24日,蒋介石致信戴高乐,要求说明法国同北京接触的真实意图。戴高乐在回信中明确表示,法国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因为法国不能长期无视中国已经形成的现实。1964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还向法国大使递交反对照会,但巴黎没有改变决定。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建交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并将在同年3月初互派大使。法国由此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这个决定并未改变法国属于西方阵营的事实,却使巴黎获得了更大的外交自主空间,也让北京与西欧之间出现了新的正式沟通渠道。
戴高乐后来一直希望亲自访问中国。1970年9月,他曾对准备来华的侄女表示,若能成行,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同毛泽东当面交谈。遗憾的是,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在科隆贝家中突发主动脉瘤破裂去世,终年80岁,原定的中国之行未能实现。
毛泽东随后向戴高乐夫人发去唁电,称其为反法西斯侵略、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和外交部下半旗致哀。那场始于一封信、落实于几份照会的外交谈判,也随着戴高乐未能踏上中国土地,留下了一桩没有完成的私人愿望。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