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新闻 | 有恒心，方成都：有为政府的经济方程式|国际竞争力|成都市|政府|方成都|方程式|时政新闻

▲成都城市风光。（图/受访者供图）

全文共5208字，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这些年，成都探索出了一套有为政府的经济方程式：在产业布局上做“减法”，整合园区、剥离非经济事务、精简产业链；在供需对接上释放“乘数效应”，用非正式交流和定向撮合打破信息壁垒；在制度供给上做“幂运算”，未需先谋、前置补位。
这样的策略，效果是显著的。公开信息显示，工信部信息中心早前开展的2026年全国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创新实践活动案例征集，遴选并发布66个年度典型案例全国推广，成都市园区发展获得国家部委认可，10个园区的10个创新实践案例入选，居全国城市首位。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研究员戴春晨

发自成都

责任编辑｜石登江

2022年年底，成都高新区相关部门牵线，几台越凡创新的配送机器人免租进入了银泰in99等几栋甲级写字楼开展免费试点，替白领们跑腿取快递。

几个月跑下来，实际使用情况不及预期，使用者寥寥。团队去楼里调研，反馈让人哭笑不得：下楼取快递本就是白领们合理的透气时间，机器人送上门反而剥夺了这份体验。

早期探索让团队意识到，机器人应用不能简单复制人工服务模式，而必须找到真正的具有刚性需求的场景。相比计划性较强的快递配送，外卖、生鲜等即时配送需求与机器人服务结合的空间或许更大。试错让越凡创新重新梳理了逻辑，快递是计划性配送，外卖才是即时刚需，更大的场景在住宅社区。

但转向住宅社区时，新的壁垒出现了。物业不愿承担新增的管理成本，企业也摸不清该找谁。2024年12月，带着诉求的越凡创新团队走进了刚成立不久的成都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中心专门为他们开了一场末端配送调度会，起初广泛邀请，但到场的人往往跟具体业务不沾边，回去后层层转达，合作的阻力依然巨大。双方随后复盘调整，定向邀请目标企业的业务主管和主要领导，沟通成本骤降，合作随之落地。

约两年后的2026年11月，越凡创新的轻量化室内外一体配送机器人，亮相深圳APEC会议系列活动现场的机器人街区。用户在现场扫码后，几分钟内就能收到机器人自主送来的咖啡。此时，这家企业的配送机器人已进入全国六十余个城市及地区，累计服务消费者超过6500万人次。

▲越凡创新的轻量化室内外一体配送机器人。（图/受访者供图）

从敲不开物业的门，到站上国际会议的展台，越凡创新的生长轨迹，是成都民营经济的微小切面。这些年，成都探索出了一套有为政府的经济方程式：在产业布局上做“减法”，整合园区、剥离非经济事务、精简产业链；在供需对接上释放“乘数效应”，用非正式交流和定向撮合打破信息壁垒；在制度供给上做“幂运算”，未需先谋、前置补位。

产业空间腾挪的“减法”

对越凡创新这样的民营企业来说，最直接感受到的成都经济方程式，是显现在产业园区里的“减法”。

2024年10月，成都启动“优化提质、特色立园，赋能增效、企业满园”行动（以下简称“立园满园”行动），产业园区不断蓄势集聚、提质扩容，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在过去的两年里，成都的产业园区经历了一场“减法”。

最先减的便是物理空间。成都大大小小的产业园区和功能区，最多的时候有九十余个。经过优化整合，九十余个园区被压缩为52个，形成“3个国家级+22个省级+N个市级园区”的布局。整合不是简单归并，成都同步集约化、内涵式打造了“25个重点培育+53个挖潜培育”的特色“园中园”。

其后是管理职能，很多园区的管委会长期以来不仅要承担招商引资、项目促建、产业发展等职能，还要管安全生产、民生保障。为强化园区经济发展的主责主业，成都推动园区职能重塑，剥离非经济事务，按照“园区事项园区牵头、交叉事项归并整合”的原则，因地制宜地探索“局园融合”“镇园融合”等模式，深化“16项放权+111项支持”园区扩权赋能事项。

成都市发改委现代产业处相关负责人刘曦文举例说，针对城区配套型园区，推行“局园融合”，比如青羊经开区整合经信、科技等部门力量组建五大业务组团，超85%的人力资源下沉到园区一线；针对郊区融合型园区，则推行“镇园融合”，比如彭州经开区推进航空动力产业园与丽春镇深度融合，民生事务归街镇，园区专注经济，决策链路精简了50%。

空间整合、职能优化之后，带来的是园区能级提升。成都已培育形成千亿级园区14个、500亿级园区26个。园区运营模式也在同步转换。过去是行政主导为主，现在推行“管委会+公司”改革。东郊记忆创新所有权和运营权分离机制，引进专业机构东方正火专职负责运营，2024年的营收比2021年刚接手时增长了370%，今年国庆假期的客流量超百万人次、同比增长29%。成都高新区成立专业运营公司，做强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推动天府软件园成为西部地区唯一入选首批“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的园区。

▲成都东郊记忆产业园区。（图/受访者供图）

当空间的物理边界被厘清后，减法延伸到了更核心的产业目录上。

成都的重点产业链名单，最初多达30条，后来压减到28条，再逐步与省级目录对齐，最终精简至17条。今年，成都又在这17条链内部进一步凝练出3到5条关键子链，集中资源攻坚。

这种认知也改变了产业资源的供给方式。例如，同在生物医药赛道，不同区县和园区结合自身实际，在不同细分领域搞特色化发展，有的园区重点发展中医药，有的主攻高端医疗器械，有的聚焦创新药。环节不一样，配套的政策和服务的颗粒度也随之改变。

企业端同样如此。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综合部部长田敏指出，在人形机器人最火的那两年，很多同行都在卷硬件本体，但真正要形成一个产业的前提是大脑。他们选择放弃容易上手的硬件内卷，将资源砸向最难的大脑技术。

▲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的第五代贡嘎机器人，拥有全球领先人形机器人大脑核心技术。（图/受访者供图）

越凡创新也在早期的场景探索中不断调整产品布局，逐步聚焦末端配送这一核心业务。越凡创新市场总监刘翔对此深有体会：“对机器人企业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铺开多少业务，而是能否在真实需求中找到方向、形成核心竞争力。”

砍掉冗余，承认自己不能包打天下，把资源集中到少数能形成壁垒的接缝上。这看起来是收缩，实则是为了让每一次发力都更有准头。

这种收缩也影响到了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在成都，田敏的工作节奏张弛有度。“男生周末可能会去兴隆湖钓鱼，女生周末可能打扮起来准备去看演唱会。”她觉得这种氛围能让人对生活有期待，也是留住高精尖人才的重要原因。

非正式会面里的“乘数效应”

越凡创新的转机，发生在成都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组织的一场场景调度会上。这场调度会从广泛邀请改为定向邀请，指向了市场运行中的一个老问题：信息不对等，供需双方很难接洽上。政府这时候的作用，就是从中撮合，让大家坐下来，见见面，聊一聊。

走进成都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这里没有森严的门禁，进门处摆着一台自助咖啡机。成都市发改委营商环境建设处相关负责人高永泽说得实在，政府部门面临职责边界，有些事想干但不好办。“在这里，服务是喝咖啡式的非正式交流，不是庄重的场合，反而更有利于解决问题。”

▲成都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图/视觉中国）

“我们不是指令式的服务者，而是协商式、撮合式的服务者。”高永泽说。

轻松的氛围很重要。高永泽解释，企业的需求往往是综合的，不是按照政府部门的分工来展现的。一个企业要解决融资、法律、用地的问题，去大厅窗口挨个跑，效率极低。民促中心把涉企业务部门的资源集成在一起，企业坐下来喝杯咖啡，把诉求都倒出来，各个部门当场即可对接。

在体制内，这种跨部门的沟通同样在发生。

成都市经信局企业服务处相关负责人万守彬说，过去，经信局遇到跨部门难题，比如协调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只能发函，但“以前我们发函协调，力度是不够的”。

破局发生在2024年9月。彼时，成都启动“进万企、解难题、优环境、促发展”服务企业行动（以下简称“进解优促”行动）。为了打破层层转达的信息损耗，成都建了一个微信工作群，市领导都在里面，重点企业的老总也在里面。企业有困难直接在群里说。“这相当于底下说话直接通天，不用层层转达。有时候领导一看，所有相关部门马上就知道了，当天发现问题，当天就能解决。”万守彬说。

当企业有了好产品却找不到市场入口时，政府也会出面攒局。成都市经信局把企业带进机关搞促销。一家做护肤品的成都企业，产品上过东方甄选，但很多人不知道。活动当天，产品突然卖爆。另一家卖牛肉干的，第一天卖了一箱，第二天卖四五箱，最后装了一车过来，全部卖完。企业追着政府问，下次活动什么时候办。

今年，这种撮合进入了更深的层次。万守彬说，现在推行企业提需求，政府搭台子，帮企业找客户。每期确定一户龙头企业，政府帮它对接平时难以接触到的国资、国企、医院、学校等资源，同时邀请下游中小企业进入其核心供应链。原本计划带三四十户企业去上海对接，结果企业报名了110多户。“帮企业拓展市场不是政府必须要做的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应该自己去拓展。但政府可以在背后做个推手、搭个平台，企业自愿参与，这是对市场调节的一种补充。”

撮合之所以能发生，不只因为政府愿意搭台，还因为搭台的人懂行。田敏对成都政府部门的专业度印象极深。“这个行业政策技术迭代非常快，政府侧一定要懂技术、懂知识、懂产业、懂企业，才能够去更好地扶持产业发展。成都这边做得还是很好的，有很多领导本身就是相关行业的专业出身。”田敏说，沟通起来没有壁垒，没有解释成本。

自2024年9月“进解优促”全面启动以来，成都市级部门和区（市）县常态化走访服务企业25.64万户次，收集问题和诉求建议5.38万件、解决5.34万件。政府不直接给钱，而是把分散的资源拢到一起，把对不上的信息打通，让原本无法发生的交易发生。

“未需先谋”里的“幂运算”

“企业的需求往往是综合的，不是按照政府部门的分工来展现的。”高永泽说。为了对上企业的需求，成都把分散的服务职能集成到了这个中心。中心不代替审批，也不代替政务服务中心，更多提供的是增值化服务。

这种分寸感，在万守彬那里被表述得更直白。“帮助企业拓展市场，政府只是在背后做推手，搭个平台，企业自愿参与。”

有些边界，是产业规律自己划定的。刘翔认为，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发展，产业链完善需要与市场需求和产业规模相匹配。“产业链不是简单靠招商集聚形成的，而是由真实需求牵引、规模化应用带动发展起来的。”

成都的做法正是如此。真实应用场景的开放和产业供需方的对接相伴相生，市场需求得以带动企业成长，企业成长得以造就产业集聚。

▲成都市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里的场景服务活动现场。（图/受访者供图）

于地方政府而言，这是更高阶的幂运算，远远比日常工作的“加减乘除”复杂。

温江高新区的一些生物医药企业，过去进口特殊原材料，审批流程走完可能要两三个月。时间都耗在流程上，研发进度就全错过了。园区与海关合作进行关地协同审批后，这个时间压缩到了最快20天。同样在温江，针对生物医药企业危化、危废的处置难题，园区没有让企业各自去市场上找门路，而是把所有企业的需求打包，统一与专业处置机构谈判。量一旦上去了，成本就降下来了。

政府没有替企业买单，只是将妨碍企业奔跑的阻力抹平。在成都，“有需必应，无事不扰”一直被强调。“无事不扰”是对市场主体日常经营的克制，“有需必应”是对企业显性诉求的快速响应。但在温江的实践中，能看到一种更深层次的“未需先谋”。这种前置补位，回应的是市场难以自行解决的隐性短板，体现的正是专业性的整体治理思维。

类似的机制也体现在政企沟通上。今年夏天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期间，相关单位提前在政企交流微信群里发布了保供方案，各区县迅速响应，明确了联系专员并提前做好预案。高永泽说，这种效率是传统发文通知所不具备的。

这些改变单独拎出来看，都不算惊天动地。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政府没有直接给资源，只是改变运行方式。

随着共性问题被不断抽象成制度安排，高频的走访敲门必然会减少。当制度真正开始运转，政府这只手只需守住那个最坚实的边界。

万守彬提到的“频次降低”，指向的正是治理的连贯性。有恒心的政府，需要是睿智的，其产业政策和对市场微妙变化的针对性治理必须是连贯的。治理成效之成败在于能否以政府的恒心换市场的信心。这种恒心落到企业培育上，就是优秀企业的持续积累。成都已梯度选培“镇园之宝”企业350家，以及382家像越凡创新和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这样的“明日之星”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