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人因为卖假包被带走，到第十天，急是正常的。但这个阶段最容易出的岔子只有两个，一是到处托人打听，钱花了消息还不准；二是干等着，等公安通知。两条路都在浪费时间，而时间恰恰是这个阶段最要紧的东西。
刑事拘留到逮捕之间隔着一段固定的时间，公安最长三十天提请批准逮捕，检察院七天审查，合起来三十七天。这三十七天里，人要么出来，要么被逮捕，往后的路完全不一样。第8天才着手，中间还剩二十多天，够把该做的事做完。
第一件事：弄清人卡在哪一步
家属最先要问清三样东西：人关在哪个看守所、涉嫌什么罪名、公安有没有报请批捕。前两样在一份《拘留通知书》上都会写，通知书一般寄往户籍地，很多家属人在外地，等收到已经过期。第三样不会写在纸上，得主动去问办案单位。
知道人在哪个看守所，律师才能安排会见。广州这边的看守所会见要提前预约，排期不是当天就能进去，越早预约，越早见到人。
会见能解决的事比家属想的多。人到底在哪个环节做事，是老板叫来的还是自己接单，知不知道自己经手的是假货，公安问过哪些问题、他当时怎么答的，这些东西只能从会见里得到，家属在外面猜不出来。第一次会见之后，才谈得上判断这个案件的辩点在哪里。
第二件事：弄明白这个数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卖假包涉及的罪名有两个，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两条的量刑档次不一样，数额的算法也不一样。前一个算的是非法经营数额，仓库里没卖出去的存货也要算进去；后一个算的是销售金额，指的是已经卖出去的部分。
对于未售出的那部分怎么定价，是有顺序的。按现行司法解释，先按已经查清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算，平均价查不清的才用标价，标价也没有的才用市场中间价。这个顺序跟旧解释不一样，旧解释里标价和平均价是并列的，新解释把平均价提到了前面。实务里常见的做法还是直接拿吊牌价乘数量，等于跳过了第一顺位，一下把金额顶上去好几倍。这个价能不能退回来，往往就是罪与非罪、三年以下与三年以上的分界。我经手的这类案件里，金额被算高，多数不是数量点错了，而是价格从一开始就选错了。
数额属于哪一个量刑档，直接决定人能不能出来。以假冒注册商标罪为例，非法经营数额 5 万元是入罪线，50 万元达到特别严重，法定刑升到三年以上。两档之间隔了十倍，中间那段空间就是辩护要做的事。
第三件事：把能证明他位置的证据收起来
一个人在案件里处在什么位置，靠材料说话，不靠嘴说。劳动合同、社保记录、工资流水、考勤表、工牌门禁、宿舍租赁合同，这些证明他是被雇来干活的，不是拿主意的人。
微老板怎么派活，有没有人跟他说过没事的，他自己有没有问过这批货是真是假，这些话都在聊天记录里。
这些东西比在外面托人管用。托人是一条看不见的路，材料是一条看得见的路。
一件别做的事：不要自己去找品牌方谈
很多家属一想到赔偿就急着联系品牌方，想早点拿到谅解书。这一步走岔了会很被动。谈什么、由谁谈、谈成的条件算不算数、赔了之后还能不能主张数额有误，家属判断不了。而且一旦以家属身份作出某种承诺，后面律师再调整口径就困难了。
真要走这条路，也是先把数额核对清楚，把赔偿对象和条件问明白，再由律师出面谈。
我办过的两个案件
第一个是卖假包。几个品牌混着卖，公安按每个款式的吊牌价乘数量，算出来上百万。阅卷之后我按款式逐个对，同款包在不同月份成交价差得很远，实际卖出去的价格比吊牌价低得多，把重复计算的那部分扣掉，金额降了一大截。当事人在里面关了将近半年，最后是通过羁押必要性审查出来的，判决拿到了缓刑。
第二个是进购莆田鞋。当事人是个开厂的老板，货从上家拿，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他到底知不知道是假的，全案没有直接证据，只能靠推定。这个案件前后做了两年，最后是不起诉。
这两个结果说明不了全部，每个案件的事实和证据都不一样。它们能说明的只有一件事：家属在外面做的这些事，是真的能递到检察官桌上的。
最后
这三十七天不是用来求人的。求人求不来取保，能做的是把上面三件事一件一件做实，位置弄清楚，数额核下来，证据收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取保、申请不批捕。
判决之前先让人出来，不是为了让他少受几天，是为了让这个家在结果出来之前别散掉。
具体案件差别很大，这篇讲的是一条思路，不是模板。真到了要动手的时候，手上的材料还是得一项一项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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