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3日,东京,原日本陆军省大楼。

法庭庭长韦伯敲下法槌的时候,坐在被告席上的是28名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这些名字背后是十四年侵华战争和整个太平洋战场的血债。起诉书列了55项罪状,开庭共计817次,庭审英文记录近5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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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现场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国际审判,目的只有一个:用法律,而不是子弹,给日本军国主义定性。

但审判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1945年日本投降后,同盟国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决定追究战争责任。1946年1月,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成立由中、美、英、苏、法、澳、加、荷、新、印、菲11国法官和检察官组成的法庭。中国是签字国,是东方主战场,按法理,席位是当然的。

但“当然”和“实际坐上去”之间,隔着一整套选派与筹备。

一纸通知之后:谁去,比“受邀”本身更要紧

1945年底,驻日盟军统帅部向中国政府发出通知。国民政府随即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选人员。法官、检察官、顾问,三个位置最关键。行政院提交名单,最终定下来的人,带有一种鲜明的“学者底色”:

42岁的梅汝璈,复旦大学教授,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专攻英美法;向哲濬,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耶鲁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士,此时已年过五十;吴学义,武汉大学教授,担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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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汝璈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向哲濬原本是被考虑出任法官的人选之一,但他自己提出:法官工作更需要经验和阅历,转而推荐了清华的师弟梅汝璈出任法官,自己承担检察官职责。

这不是客套,是一个专业人士在历史关口对自己位置的判断。梅汝璈精通英美法体系,而东京审判适用的恰恰是英美对抗式程序;向哲濬的检察经验与外语能力,则更适合在起诉和举证的一线作战。

两个人各自站到了更能发挥效用的位置上。

梅汝璈出发时,友人顾毓琇赠他一把宝剑,说“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梅汝璈的回答是:“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依法严惩……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这把剑最终没有出鞘。但它指向的那个方向,贯穿了随后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部工作。

17对130:先看清牌面

中国团队到东京时,手里的牌少得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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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团队

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的中国代表团,满打满算17人。苏联代表团70余人,美国代表团过百人。为28名被告辩护的日籍和美籍律师,加起来约130人。向哲濬抵达东京时,身边最初只有秘书裘劭恒一个人,不得不回国“招兵买马”。

更麻烦的是证据。日军在投降前后有组织地销毁了大量侵略文件,中国民间又长期不具备系统保存证据的条件。起诉书里与侵略中国有关的罪状有44条之多,但“有罪状”和“有证据把罪状钉死”之间,是两回事。

中国团队面临的第一场“争”,甚至发生在实质审判之前。

开庭预演时,庭长韦伯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了英国之后。梅汝璈脱下法袍,拒绝参加预演,理由不是面子:“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绝不能接受排在英国之后。”

法官们最终表决,座次按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中国坐到了美国旁边。这一脱,脱掉的是一件袍子,立起来的是一个前提:在随后所有的法律交锋里,中国的声音不能被习惯性地降格。

第二场“争”,关于审判的起点。

有人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向哲濬等人坚持追溯至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最终国际检察局以《非战公约》为法理依据,将起诉起始时间从1937年提前了九年。这意味着中国漫长的抗战史在法律上被完整承认,而不是被压缩成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附注。

证据不会自己走到法庭上来

真正让“据理力争”有分量的,是那些从废墟和旧纸堆里被翻出来的东西。

裘劭恒回国,一次次去监狱里找溥仪。溥仪头一回见到他,“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要把他当汉奸审。裘劭恒反复去,反复谈,最终把溥仪带上了法庭。

1946年8月,溥仪连续作证8天,创下法庭单人作证时长纪录,成为指控日本扶植伪满洲国的核心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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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审判作证的溥仪

高文彬在档案室里翻旧报纸,从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上找到了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百人斩竞赛”报道。这份剪报被火速发回国内,成为后来南京审判战犯法庭判处两名刽子手死刑的关键铁证。

周锡卿在堆积如山的日本档案里,挖出了军部严禁归国士兵谈论在华暴行的密令,在法庭上戳穿了辩方“日军纪律严明”的谎言。

倪征燠后来加入后,从外务省秘密档案中调出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和关东军密电,对着板垣征四郎一连盘问了整整三天,由他担纲的反诘前后持续10天,把板垣“关东军并未蓄谋”的防线一层层拆到无处可退。

向哲濬在法庭上发言20次。面对辩方“中日并未宣战,所以不存在战争”的诡辩,他的回应后来被反复引用:“如果那不是战争,那什么才是战争?”

这句话的力量不在于修辞,在于它把一个试图用法律概念消解屠杀的论点,按回了事实的地面上。

最后那一票,是前面所有“争”的总兑现

1948年,量刑阶段。是否对主要战犯判处死刑,11国法官严重分裂。

梅汝璈在那段时间里逐条整理南京大屠杀的铁证,一个法官一个法官去谈。他的态度写在给同仁的话里:“若不能严惩,我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经过近七个月闭门博弈,最终投票:6比5。一票之差,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处绞刑。

把这一票说成“运气”或者“口才”,都太轻了。它前面站着的是梅汝璈在预演时脱下的那件法袍,是裘劭恒在监狱里一次次坐下来说服溥仪的那些下午,是高文彬从旧报纸堆里抽出来的那张剪报,是倪征燠用十天反诘钉死板垣的那一摞御前会议文件。

6比5,是所有这些“争”在最后一刻挤过窄门的结果。

东京审判不是一场逆袭。17人对130人,证据在战火中被系统性销毁,法律程序由英美法系主导。中国团队是在一套并不为自己量身定制的规则里,把能用的工具用到了极限。

梅汝璈出发时那把宝剑始终没有拔出来。但法律本身,在他们手里,成了一把更慢、更重、也更不可撤销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