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北京中南海礼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20周年的茶话会上，毛泽东谈起当年的军委二局负责人曾希圣，忽然问道：“当年那个送字典的人，在哪里？”

这句话里的“送字典的人”，指的是项与年。二十多年前，他曾把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情报，密写在学生字典上，冒险送到中央苏区。那不是普通的交通任务，而是一段决定红军能否突出重围的险路。

1934年9月底，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会议持续约一周，参加者包括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等地的军政要员。计划以瑞金为中心，调集大批兵力，修筑碉堡、铁丝网和封锁线，采取逐步推进的堡垒战术，压缩红军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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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部署十分周密。部队行进路线、粮秣运输、电话线路、医院位置，甚至铁丝网预留的缺口，都列在文件之中。蒋介石认为，只要封锁线完成，中央红军便难以突围。

有意思的是，参加这次会议的莫雄，表面上是国民党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实际上早已成为中共地下工作的掩护者。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使他对蒋介石排斥异己、坚持反共的做法越来越不满。1930年前后，他在上海结识刘哑佛、项与年等人，逐渐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

莫雄把自己带回德安的绝密文件交给项与年等人时，事情已经到了不能迟疑的地步。文件内容表明，敌军准备在中央苏区周围形成严密包围，红军若继续进行大规模阵地战，处境将极其危险。

“这份情报，必须尽快送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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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与年没有多说。他们先将要点发出，再把详细内容分别密写进四本学生字典。字典看起来普通，里面却藏着敌军部署、推进方法和兵力安排。

从德安到瑞金，途中要经过多处关卡。项与年起初扮成教书先生，带着字典赶路。接近南昌时，敌军盘查他的行李，他顺势拿出牙痛水，称袋中只有教书用的字典，侥幸通过。

然而，越靠近中央苏区，搜查越严。为了不让字典成为隐患，他把情报缩写在薄纸上，藏进鞋底。随后，他又作出一个极为痛苦的决定：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把自己装扮成衣衫褴褛的乞丐。

缺牙造成的伤口还没有愈合，他便继续赶路。饥了吃干粮，渴了喝河水，困了就在树下歇息。面对哨兵盘问，他谎称讨饭时被恶狗追赶摔伤。那副蓬头垢面的模样，反而让敌人失去了仔细检查的兴趣。

这段经历常被后人讲得惊心动魄，但真正危险的地方，不只是路远和关卡多。项与年必须准确判断敌人的心态，既不能显得过于从容，也不能露出急切神色。稍有差错，送出的便不只是几本字典，而是中央红军的生路。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在敌军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前，开始撤离中央苏区，长征由此展开。项与年送来的情报，是中央综合判断敌情的重要依据之一。此后，红军突破湘江封锁，转战贵州，并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重要领导地位。

莫雄后来还在贵州毕节任职。红军北上经过这一地区时，他设法调走当地警察力量，为红军通过创造了条件。这样的帮助没有写在战场功劳簿上，却一次次影响着部队的行进路线和安全。

长征之后，项与年仍长期从事秘密交通和统战工作，参与过营救方志敏的行动，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承担重要职务。莫雄则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成为共产党长期信任的党外朋友。

1956年，分别二十多年的项与年和莫雄在北京重逢。李克农、叶剑英分别设宴招待他们。席间，旧日经历被重新提起，那些曾经不能公开说出的名字和道路，终于可以坦然谈论。

得知项与年在辽宁省监察厅任职后，毛泽东又叮嘱当地负责同志，项与年是红军的大功臣，要在工作和生活上照顾好他。

但项与年并不把这些待遇看得很重。他生活俭朴，衣物用了多年仍舍不得更换，出差时常常不报销车票，还拿出积蓄帮助困难群众。1959年回福建连城老家，他谢绝专车，步行进村，离开时又把钱捐给公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在龙岩逝世，终年84岁。关于他的记载里，最醒目的并非职位，而是那四本看似普通的学生字典。它们没有送到课堂，却在战火和封锁之间，替一支濒临险境的军队传出了关键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