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éphine从小就觉得,自己和家里人有些地方不太一样。
这种“不一样”很难说清楚。她在法国南部图卢兹附近长大,家人就是她从小认识的那些人,生活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到了青春期,她开始越来越注意自己的长相,也开始对一些身体特征产生疑问。
为什么自己和家里人不太像?
那些疑惑并没有马上得到答案,却像一根小刺一样留了下来。直到成年以后,她才终于知道,原来自己一直以来的感觉并不是错觉。
父母告诉她:她并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Joséphine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母亲当年接受了匿名捐精。
这意味着,在她已经熟悉了几十年的人生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一个给了她一半DNA的男人。
问题是,那个男人是谁?
对很多家庭来说,这个秘密可能会一直停留在这里。毕竟,法国早期的精子捐赠制度强调匿名,几十年前通过辅助生殖出生的孩子,成年以后想回头寻找捐赠者,往往非常困难。
但Joséphine偏偏是那种一旦决定弄清楚,就很难停下来的人。
后来有朋友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推土机。因为只要她觉得前面还有答案,就会继续往前挖。
2012年,她做了一次DNA检测。
最开始,检测并没有突然弹出一个名字,告诉她“这就是你的生物学父亲”。她得到的只是一些零碎信息,其中包括自己的血缘里有意大利背景。
于是她开始查家谱、比对资料、寻找可能的亲属关系,又通过帮助捐精后代寻找生物学来源的PMAnonyme协会接触更多信息。
这一找,就是五年。
有一段时间,她甚至已经快要放弃了。一个匿名捐赠者,几十年前留下的医疗记录,再加上当时的制度本来就没有为“孩子长大以后回来找人”设计多少通道,想从这些碎片里拼出一个具体的人,难度可想而知。
可就在寻找过程中,一件她原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她找到了一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不是父亲,而是一个姐妹。准确来说,是同父异母的半姐妹。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开始。
随着DNA比对和调查继续进行,不断有新的匹配出现。这些女人来自不同家庭,有不同的父母、不同的人生,有些人此前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是通过捐精出生的。
可她们的DNA指向了同一个男人。
最初的一个姐妹,慢慢变成几个,几个又变成十几个,截至目前,已经有16名同父异母的姐妹彼此找到了对方。
她们后来甚至给自己的小团体取了一个有点荒诞、又莫名亲切的名字:“披萨姐妹”(Les Sœurs Pizza),这个名字来自她们共同的意大利血统。
可当她们真的见面以后,血缘这件事突然从DNA网站上的百分比,变成了肉眼都能看见的东西。
不少姐妹有相似的深色皮肤、黑色头发和深色眼睛,连一些性格和生活习惯都让她们觉得熟悉。报道还提到,她们都很喜欢聚会、享受生活。
更奇妙的是,很多人其实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区域。这些姐妹中,不少人在图卢兹或者附近的Albi一带长大。
调查进行下去以后,她们发现,彼此的人生轨迹曾经靠得近得令人难以置信。
有人上过相同的学校,有人去过相同的大学,有人年轻时出没于相同的咖啡馆,她们在不知道对方存在的时候,就已经生活在同一片城市空间里。
也就是说,在真正通过DNA认识以前,她们完全有可能曾经坐过同一间咖啡馆,走过同一条街,甚至在校园里擦肩而过。当时谁也不会想到,那个迎面走来的陌生女孩,可能和自己共享同一个生物学父亲。
但随着姐妹越来越多,一个更大的问题开始出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同一个捐赠者,到底捐了多少次?
这些女人的出生年代跨度很长,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
她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点:母亲当年的辅助生殖,都和图卢兹同一名妇科医生的诊所有关。
按照调查披露的情况,这名妇科医生当年进行相关辅助生殖时,会从自己的一位朋友那里取得新鲜精液。而这位朋友本人也是医生,是图卢兹附近的一名全科医生。
也就是说,几十年间,一个医生不断向另一个医生提供精子,后者再将这些精子用于不同女性的辅助生殖。
而那个年代的法国,捐精制度远没有今天这样严格。
1994年的法国生物伦理法才进一步确立了包括捐赠无偿、出生数量限制以及卫生安全等规则。在更早的年代,一些操作和今天相比非常不同。
报道还提到,当年的这些捐赠是有报酬的。
于是Joséphine面对的已经不再只是“我爸爸是谁”,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属于一个规模大得离谱的血缘网络。
而她还想知道: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靠着DNA、家谱调查以及PMAnonyme成员的帮助,Joséphine继续一点点缩小范围。
她最终查到了一个名字,然后是一个地址。
更让她意外的是,当她找到这个人时,对方并没有消失在几十年前的历史里,他还活着,而且80多岁了仍然在图卢兹附近行医。
于是Joséphine做了一件很多人可能只敢在脑子里想一遍的事,她直接去了他的诊所。
寻找了这么多年以后,她终于站到了那个男人面前,那个给了她一半DNA、却从来没有参与过她人生的生物学父亲。
对方显然并不高兴几十年前的往事重新找上门来,但还是回答了Joséphine的一些问题。
然而,随着调查继续深入,一个更加惊人的数字浮了出来。
根据目前的调查,这名医生可能在大约30年间持续捐精,最终由他的精子出生的孩子,估计可能达到:160人左右。
这意味着,“披萨姐妹”目前找到的16个人,可能只是整个血缘网络里的十分之一。剩下的一百多人在哪里,没有人知道。
更微妙的是,目前找到并加入这个群体的都是女性,所以这些姐妹一直在想:会不会还有兄弟?
答案只能继续等DNA匹配和更多家庭秘密被打开以后才知道。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像Joséphine一样,很早就开始寻找自己的身世的。
Camille的人生就完全相反,她一直以为自己是独生女,直到41岁那年,她才知道父母隐瞒了几十年的秘密:自己也是通过捐精出生的。
这个消息对她的冲击非常大。
Camille说,其实以前她也隐约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只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寻找什么。直到真相被说出来,她才发现,自己过去那些无法解释的疑惑突然都有了来源。
她随后也做了DNA检测,然后,一件更加超出预期的事情发生了,她发现自己有8个同父异母的姐妹。
对于一个活了41年、一直认为自己是独生女的人来说,这种变化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空间。
昨天以前,你的家庭结构还是父母和自己。今天突然有人告诉你:其实外面还有一群和你共享四分之一左右DNA的人。
而且她们已经建好了群。
Camille后来和这些姐妹建立了长期联系,但对于那个捐精者,她的态度和Joséphine完全不同,她根本不想见他。
她曾经专门给这个男人写过一封信,却始终没有寄出去。
她在里面表达了自己对他长期、大量捐精的不满。在她看来,一个人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留下数量巨大的生物学后代,不仅涉及责任问题,也会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这些孩子彼此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如果他们又恰好生活在同一片地区呢?会不会有近亲关系风险呢?
想象一下。
两个年轻人在图卢兹长大,在大学或者酒吧认识,彼此喜欢,开始约会。他们的父母互不认识,身份证上的家庭也毫无关系,可他们可能共享同一个生物学父亲。
当一个捐赠者留下的后代不是几个,而可能达到上百个时,这种原本概率极低的事情,就会变成这些后代无法完全忽视的问题。
不过,“披萨姐妹”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属于法国辅助生殖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年代。
今天的规则已经和她们出生时不同。
法国2021年通过的新生物伦理法改变了捐精、捐卵后代了解生物学来源的制度。对于新制度下的捐赠者,成年后的捐赠后代可以依法申请获得捐赠者的身份信息以及部分非身份资料。
Joséphine如今38岁,已经有了两个自己的孩子。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她决定不会让同样的秘密继续传下去。
她会告诉孩子自己的身世,也会让他们知道,这个家庭的血缘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她仍然没有停止寻找,也许下一次DNA数据库突然出现新的匹配时,会跳出来第17个姐妹,但也许会出现第一个兄弟。
谁知道呢。
Ref:
https://www.leparisien.fr/societe/famille/donneur-toulousain-aux-160-enfants-tests-adn-et-quetes-didentite-lincroyable-histoire-des-soeurs-pizza-12-11-2026-WZNI3J6QTZF3BGWNHM54SLLBJQ.php
文|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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