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柏林总理府，阿道夫·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此时的德国并没有立刻出现大规模屠杀，但一套危险的政治逻辑已经开始运转：把社会的不满集中到一个群体身上，再用国家机器将偏见变成制度。
这场灾难并非突然发生。希特勒上台前，德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赔款压力、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特别是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普通人的积蓄迅速贬值，社会对政府、资本和外来思想都产生了强烈怀疑。
犹太人之所以成为攻击对象，第一层原因来自欧洲长期存在的宗教偏见。中世纪以来，部分基督教教士和民间传说曾把耶稣受难的责任笼统归咎于犹太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却在漫长岁月中留下了深刻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宗教偏见与后来纳粹的种族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前者原本针对信仰和身份，后者却把犹太人定义成所谓“血统敌人”，即使改信基督教，也无法摆脱纳粹的迫害。这是观念性质发生变化的关键一步。
第二层原因，是德国战败后的政治危机。魏玛共和国建立后，政党争斗激烈，社会秩序脆弱。纳粹宣传把“民族受辱”“国家衰败”与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制造出一个看似简单的解释：德国的问题，是被内部敌人拖垮的。
这种说法当然是伪造的，但它很有煽动性。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的国会演说中，曾公开威胁要让欧洲犹太人遭到毁灭。到了战争时期，这种言论不再只是演讲中的口号，而逐渐转化为行政命令、警察行动和集中关押。
第三层原因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德国经济危机严重时，许多犹太人从事商业、金融、法律、医学和文化工作，社会能见度较高。这里不能简单说犹太人“控制了德国经济”，那是纳粹刻意制造的夸大说法，但他们确实成为纳粹眼中容易辨认、也便于掠夺的目标。
迫害一旦展开，财产没收便成为重要环节。商店被强行转让，住房、存款和企业受到剥夺，国家与私人机构都从中获利。对不少德国人而言，排斥犹太人不仅被包装成民族政策，也被伪装成解决失业和分配利益的办法。
第四层原因，是纳粹的种族主义和反布尔什维主义结合在一起。纳粹把犹太人描述成资本主义金融势力，又说他们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幕后力量。两种互相矛盾的指控，被拼接成一个“全能敌人”，以此解释德国面对的一切困难。
这种宣传的危险，就在于它不需要事实，只需要不断重复。报纸、集会、学校教育和电影共同塑造了所谓“雅利安民族”的优越形象，犹太人则被描绘成污染民族血统的群体。偏见从街头标语进入法律，又从法律进入日常生活。
1935年9月15日，德国通过《纽伦堡法案》，犹太人被剥夺公民权，德犹通婚也被禁止。此后，他们不能平等进入公共机构，职业选择受到限制，社会身份被强行标记。国家以法律形式宣布：一个人的权利可以仅仅因为所谓血统而被取消。
1938年11月发生的“水晶之夜”，标志着迫害进一步升级。犹太人的商店、住宅和礼拜场所遭到破坏，大量人员被捕。有人问：“为什么没人制止？”答案并不复杂，警察、官僚、地方机构和部分普通人已经被纳入这套制度，沉默本身也成了迫害能够扩大的条件。
战争爆发后，暴力迅速扩大。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大规模枪杀犹太人。1942年1月20日，万湖会议讨论如何协调所谓“最终解决”事务，屠杀由分散行动转向更系统的行政管理和工业化杀戮。
因此，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既不是个人一时冲动，也不能只归结为经济危机。宗教偏见提供了旧土壤，政治宣传制造了敌人，经济掠夺带来现实利益，种族主义和独裁国家则把这些因素合并成一套执行机制。四者相互推动，最终让迫害从歧视走向了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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