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流动性周期进入晚期,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争夺资金,央行与财政部协同维稳,长期硬资产逻辑未改(10.24)
2026年中后期,全球金融市场呈现明显分化与波动加剧特征。主要股指表面维持相对高位,但基金经理整体表现疲软,罗素2000等小盘股已进入熊市区间,全球多地股票表现低迷,高收益债利差显著扩大。这些现象并非孤立,而是全球流动性周期进入晚期阶段的典型信号。流动性作为领先指标,其增长峰值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通常领先经济与市场约9个月,当前正逐步进入“气穴”阶段。市场并非直线下跌,而是进入投机性强、波动率高、回报质量下降的震荡环境。
这一判断建立在对流动性结构、债务动态、货币政策操作以及中美两国货币扩张路径的综合分析之上。短期周期性压力与长期债务货币化趋势并存,构成当前宏观资产配置的核心矛盾。
流动性周期晚期特征与市场压力
流动性并非单纯由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决定,而是涵盖银行准备金、回购市场、国债发行结构以及私人部门杠杆的综合结果。2025年第四季度,美联储在追求更小资产负债表的宽松理念下,曾放任银行准备金明显下降约3000亿美元量级,直接导致回购市场利差急剧扩大、金融体系流动性紧张。随后美联储迅速通过“准备金管理购买”(RMP)计划注入资金,实质是以国债购买维持银行准备金稳定,尽管官方否认其为量化宽松,但效果与传统QE高度相似。
进入2026年,银行准备金水平在多数时间维持相对稳定,回购货币市场波动得到控制。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通过大幅增加短期国债(国库券)发行,以及开展国债回购操作,形成了“财政部量化宽松”的新模式。国库券主要由银行和信贷机构持有,这实质上构成对政府债务的货币化;国债回购则旨在抑制债券市场波动,维持抵押品乘数处于高位,避免杠杆坍塌引发系统性风险。
美联储与财政部的协同操作,重点已从传统利率管理转向流动性与抵押品市场管理。联邦基金利率对实际金融条件的指示意义大幅下降,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尤为明显。当前政策框架更关注维持“充足准备金体制”,防止货币市场崩溃。这一转变降低了短期极端下跌风险,但并未消除周期性压力。高收益债与投资级债相对国债的利差开始上升,显示安全资产需求增强,风险资产内部出现明显分化。
实体经济的强劲名义增长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流动性的挤压。美国名义GDP增速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最快水平,虽部分由通胀贡献,但总量效应显著。资金从金融市场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资本支出,形成典型的“跷跷板”效应:当实体吸收流动性时,金融市场上的可用资金减少。债券收益率上升并非主要源于财政恶化或债务质量担忧——期限溢价总体平坦甚至下降,10年期与5年期收益率利差收窄均支持这一判断——而是经济过热的直接反映。相对于当前名义增长,国债收益率仍具相对吸引力。
利率传导失效与通胀双驱动
在债务主导的经济体系中,传统利率传导机制已显著弱化。政府作为私人部门的主要债务人,利率上升意味着更多利息支付流入私人部门,形成收入转移而非紧缩。资本支出大部分由国有或准国有主体主导(尤其在中国),对利率成本敏感度较低。因此,加息对实体经济的冷却效果远低于教科书模型。真正可能引发衰退的,是流动性急剧收缩导致的金融危机,而非温和的利率调整。
通胀则由货币与成本两部分构成。货币层面,债务以约7%至8%的复合速率增长,对应持续的货币扩张压力,估计贡献约7%至8%的潜在通胀。成本层面则取决于能源、生产率、全球供应链与政策因素。过去20年,技术、相对低廉能源与中国廉价商品共同提供了成本通缩缓冲,使主街价格相对稳定。当前这一缓冲可能减弱:资源争夺与能源价格上行可能推高成本通胀,而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则可能形成对冲。无论供给侧最终方向如何,货币通胀的底层动力仍在,主街通胀难以回到极低水平。
人工智能资本支出本身既是增长引擎,也是流动性竞争者。超大规模科技公司的债务负担与现金流压力已开始显现,高收益债市场的压力即为先行信号。当流动性潮水退去,此前被掩盖的脆弱性将暴露。
债务复合增长与必然的货币化路径
全球经济深陷债务主导格局,政府债务是主要驱动力量。人口老龄化、福利支出、国防需求、基础设施补课共同推高支出压力,增税空间有限,最终只能依赖债务发行与货币化。债务平均久期约5年,意味着每5年需进行大规模再融资。若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容量不足,金融危机便会爆发,央行最终必须提供流动性作为最终贷款人。
美国联邦债务已达约40万亿美元量级。按7%至8%的复合增速计算,约10年后将翻倍至80万亿美元,再过10年进一步扩张。历史经验提供清晰参照: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国联邦债务年均复合增长约8.5%,全球流动性增长约8.6%,黄金价格同期年均涨幅约8.6%。这一高度一致性并非巧合,而是债务货币化的直接映射。股权市场在该时期表现更优,债券则明显落后。趋势未改,周期波动只是叠加其上。
后疫情时期利率极低环境下,大量债务被展期至本十年后期,形成显著的“到期墙”。叠加新增财政支出与人工智能资本支出,再融资压力将在未来数年集中显现。这并非普通周期,而是此前“万物泡沫”的必然后果——泡沫源于无再融资需求叠加超额流动性,如今两者同时逆转,压力加大。
中国货币扩张与黄金需求
中国是全球流动性另一大核心变量,其债务问题规模甚至可能超过西方。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大规模基建与房地产扩张拉动经济,地方债务规模庞大且透明度不足,已明显拖累增长。当前中国经济呈现类日本“失去的十年”特征:债券收益率仅约1.5%,反映名义增长疲弱甚至轻微通缩;而美国10年期收益率约5%,利差扩大并非美国风险溢价上升,而是中美增长差异的体现。
中国面临两条路径:一是日本式缓慢货币化与结构性调整,最终通过货币贬值与资产相对重估化解债务;二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或北欧90年代式快速贬值与货币扩张。中国已在推进类似操作,但并非直线。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与金价走势存在显著领先相关性:资产负债表扩张领先金价上涨,收缩则对应金价回调。中国零售黄金与白银购买持续强劲,反映居民对国内资产的配置偏好。
中国试图构建“双循环”货币体系:通过资本管制、外汇储备与国有银行维持人民币对外汇率相对稳定,同时通过国内货币扩张实现内部贬值,推高国内价格与工资。房地产已难以作为吸收渠道,股市吸引力有限,黄金与贵金属成为主要出口。长远看,全球货币体系可能走向美元体系与人民币体系的双极格局。美元以美国国债为主要抵押品,人民币则可能更多依赖黄金提供可信度,形成类似布雷顿森林的黄金汇兑标准,而非完全金本位。黄金在友好国家间的有限结算安排已在推进,但中国不会轻易大规模释放储备。
美国方面,尽管有顾问提及黄金相关讨论,但在巨额财政赤字背景下,完全回归金本位或大规模黄金支持货币的可能性极低。政府需要纸币扩张的灵活性以应对债务。
周期与趋势的资产配置逻辑
趋势层面,债务货币化与流动性长期扩张支持硬资产——黄金、大宗商品以及比特币等流动性敏感资产。周期层面,当前流动性下行与实体吸收资金的阶段,则更利于债券。债券收益率相对于名义增长已具吸引力,经济若因更高收益率、强势美元与能源价格而放缓,商品与风险资产可能进一步调整。这为在更低价格重新布局硬资产提供机会。
流动性周期有望在2027年触底回升。原预期在下半年,但美联储对金融条件的关注以及对大规模债务的敏感,可能使紧缩力度弱于2022年,底部时间或提前。关键观察指标包括:比特币作为全球最敏感的流动性晴雨表的价格行为与关键支撑位;收益率曲线斜率(滞后确认指标);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变化;美联储每周银行准备金操作。比特币在约7万美元上方的稳定,可能已部分反映政策对流动性的呵护。
股权大幅下跌本身未必立即触发大规模干预,若资金从风险资产转向国债反而有助于财政融资;但国债市场波动加剧、拍卖疲软、机构风险或明确衰退威胁,将促使央行行动。欧洲方面,德国国债作为唯一真正安全资产的地位,在压力时期会加剧外围利差扩大,最终可能迫使欧洲央行采取行动,进一步强化美元相对优势。
结语:在周期波动中把握长期趋势
当前环境的核心在于区分趋势与周期。债务以7%至8%复合增长、平均5年再融资、央行最终必须提供流动性的长期逻辑并未改变,黄金与全球流动性的历史同步性提供了有力证据。短期则面临实体经济对金融流动性的挤压、到期债务墙以及投机性市场的波动。
政策制定者已从利率转向流动性与抵押品管理,财政部与央行协同维稳的框架降低了瞬时崩溃风险,但无法消除再融资压力最终催生的货币扩张。中国货币扩张对黄金的驱动、美国银行准备金与国库券操作的细节,共同构成理解当前市场的关键。投资者需在周期低谷中保持对长期硬资产的配置纪律,同时利用债券的阶段性机会。2027年的流动性触底与回升,将是验证这一框架的关键窗口。数据与历史规律指向同一方向:货币化是债务主导世界的最终归宿,周期只是通往该归宿的路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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