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多户农户,230余万元保证金,两年多时间换来的却是一句“属民事纠纷,不予立案”。从表面看,这起案子确实像一份标准的合同纠纷剧本:双方签了《服务协议》,农户交了钱,公司没履约——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打官司就是。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份剧本是骗子自己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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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包装:合同是真的,公司是空的

2022年4月到2024年5月,杨某、王某航等10余人在浙江临海先后注册了9家网络科技、网络传媒类公司,招揽十余名业务员上线“拉客”。他们的目标很精准:外省的农产品种植户、养殖户。

业务员虚构公司拥有社区团购、优质商家等销售渠道,承诺“服务费达标返还”“短期快速出单”,诱导农户签下《服务协议》,并支付2000元至3万元不等的保证金。

这套操作最迷惑人的地方在于:合同是真的,公司是注册过的,连业务员都像模像样地对接跟进。农户报案时,手里捏着合同和打款记录,警察看到的是一起“合同履行争议”——对方只是没履约,不是没签合同。

但检察院后来调取工商登记信息发现,这9家公司的股权结构、管理人员、经营地址高度重合,存续时间极短。换句话说,这不是9家不同的公司在做同一门生意,而是同一伙人换了9块招牌。正常市场主体没有这么开公司的。

第二层伪装:主动调解,把钱当道具

公司壳子只是第一层伪装。真正让案件在“民事纠纷”里卡了两年多的,是骗子们事后应对追讨的那套手法。

面对农户催款和民事诉讼,杨某等人采取“小额返还、大额拖延”的方式,主动接受调解。农户追得紧,就退个三五千;拖到诉讼环节,就摆出一副愿意协商的姿态。这一手在法律上极具迷惑性——既然对方在还钱,说明还有履约意愿,那不就是民事纠纷里的履约瑕疵吗?

然而资金的真实流向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检察机关核查资金流水后发现,农户缴纳的保证金,短时间内就全部分给了股东和业务员,没有任何资金投入公司运营或农产品代销,全程零履约。

用来“小额返还”的钱,只是从赃款里勾出来的道具,为的是把民事纠纷这层外衣穿得更像样。最高检在通报此案时直接点破:行为人自始不具备履约能力和履约意愿,却以“小额返还、大额拖延”方式接受调解,借以辩解双方存在民事纠纷,已超出普通民事违约范畴。

第三层操作:换壳经营,钱到账就分

如果说前两层伪装是为了应付农户和法院,第三层操作就是为了应付时间。

收取大量保证金后,公司迅速关门或注销,随后设立新公司继续“换壳经营”。收款用的还是频繁变动的个人账户——公司账户被冻结、被追查的风险太大,个人账户用完就换。资金到账即刻分赃,公司没有任何实质性经营投入,没有任何履约能力。

三层伪装叠在一起,骗子的逻辑闭环就很清楚了:用正规公司签合同制造民事纠纷的外观,用小额还钱维持这个外观,用换壳经营保证自己随时可以脱身。但有一个环节始终无法伪装——钱款到手即分的速度之快,恰恰暴露了根本没有履约的打算。

资金流向,是这场骗局里最藏不住的东西。

破局:检察机关的实质审查

2024年1月23日,多次报案无果的蒋某国等人向临海市检察院提出立案监督申请,该院经审查后受理。

检察院联合办案组从三个维度展开调查:查行为模式——调取微信聊天记录、合同文本和转账凭证,9家公司话术完全一致,运作模式都能归纳为“主动邀约—夸大宣传—收取保证金—零履约—失联”的固定套路;查主观故意——核工商登记发现公司高度重合的股权结构和极短的存续周期;查社会危害——赴宁波、金华实地走访,发现大量易腐农产品因虚假承诺错失销售旺季,农户面临收成大幅减少的困境。

2024年1月29日,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查。最终,杨某、王某航等30人先后被提起公诉,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年四个月至九个月不等。追赃挽损同步进行,被害农户的损失已全部得到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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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子之所以能成为最高检2026年11月发布的刑事立案监督典型案例,标准就写在通报里:既要从经营模式、收款方式等客观行为审查是否正常经营,也要从有无履约行为、资金流向等方面查明行为人是否具备必要经营能力,重点关注高频率更换经营主体等异常特征。

民事纠纷和合同诈骗的边界,不在合同签得多正规,而在行为人签合同时到底想不想履约。

判决生效后还有一步少有人注意的收尾:临海市检察院对此前全案的民事法律文书开展反向审视,认为相关民事裁判确有错误,向法院发出了再审检察建议。那些曾被当成民事纠纷调解结案的事情,正在被一件件翻出来重新定性。

合同是可以伪造的,公司是可以注销的,话术是可以复制的,只有钱款的去向骗不了人。骗子把每一层伪装都做得“看起来合法”,但只要追问一句——钱到账之后去了哪里?答案就写在那些分赃的转账记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