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受贿罪共犯的认定
1.受贿罪共犯认定的基本规则
受贿罪是特殊主体,且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才能构成。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共同受贿的认定,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犯意沟通。司法实践中,行贿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有时需要打通多个环节的关系,上下打点,因而形成一对多的情形。国家工作人员各自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接受请托人的财物,如果事先存在犯意沟通,形成了共同受贿的故意,则可能成立共同犯罪。相反,如果事先不存在犯意沟通,没有形成共同受贿的故意,则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而是成立同时犯,仅对自己的受贿行为负责。
对于犯意沟通的判断,既要注意一般情形下犯意沟通的认定原则,也要注意职务犯罪中犯意沟通的具体情况。由于行受贿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行贿人送给受贿人的贿赂往往是私下的,各个受贿人之间收受贿赂是背对背的,因此,即使各个受贿人对其他人也收受了贿赂是明知的,但这种明知往往是有限的,并不能表明各个受贿人必然存在共同受贿的犯意沟通,也不清楚各个受贿人收受的钱款数额及其总额,认定共同犯罪要慎重。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共同受贿的认定,参照《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第3条第5项“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
2.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共同受贿行为的定性问题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即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定性,实践中往往按照主犯行为性质定性,多个规范性文件均作出过规定。《办理商业贿赂案件意见》第11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共同犯罪的,根据双方利用职务便利的具体情形分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1)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2)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3)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分清主从犯的,可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认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共同受贿犯罪时,应注意把非国家工作人员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区别开来。介绍贿赂的,只在国家工作人员与行贿人中间起牵线搭桥的作用,没有介入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具体行为。介绍贿赂人即使从行贿人处得到钱物,也只是行贿人单独给他的好处、感谢费,而不是行贿。共同受贿罪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则参与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没有该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参与,国家工作人员一般无法或不便独自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例如,某国有企业领导派一名司机为其他企业送货,其他企业的收货人向这名司机和他的领导行贿,以便多收货、少付款。该国有企业领导收到行贿款物后默许,放任司机多提货,少收货款,二人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3.特定关系人成立受贿共犯的问题
近年来,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案件中,特定关系人参与犯罪的现象越发突出,如不少国家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情人或是代请托人转达请托事项并直接收受财物,或是积极帮助收受财物,或是帮助保管、隐匿受贿所得财物。这些特定关系人的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作用。一些行贿人甚至将“攻克领导干部的身边人”作为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
《办理受贿案件意见》第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在理解和适用本款规定时,应注意把握通谋的要件以及特定关系人与非特定关系第三人二者在成立受贿共犯要件上的不同。
(1)关于通谋。通谋是特定关系人和非特定关系第三人成立受贿共犯均具备的主观要件。所谓通谋,是指共同谋划。
之所以在这里规定较一般共同犯罪更为严格的主观条件,主要是考虑到受贿行为具有一定的复合性,也就是说,受贿行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为他人谋利,二是收受他人财物。如第三人未参与为请托人谋利行为,或者对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利不知情,仅仅是奉命收受财物的,因第三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不具有在为他人谋利方面的意思联络,故不宜将第三人作为共犯处理。
(2)关于共同占有。区分特定关系人与非特定关系第三人,并规定后者须以共同占有为条件,主要是出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与刑事打击面的考虑,考虑到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已有共同利益关系,故不再要求共同占有要件。国家工作人员对请托人将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非“授意”但“明知”的,国家工作人员授意请托人将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的,只要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也构成受贿罪。对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根据共同犯罪基本原理、结合受贿罪构成要件进行具体判断认定,不能因为有特定关系人参与就一概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
如蒋某、唐某受贿案。2002年上半年,被告人蒋某、唐某确立情人关系后,共谋由唐某出面为开发商办理规划手续和规划调整业务并收受钱财,利用蒋某担任重庆市规划局领导的职务之便协调关系,解决调规问题。2004年11月,唐某在蒋某的帮助下成立重庆嘉某顾问有限公司,取得丙级城市规划资质等级。为了让该公司顺利开展代办规划业务,蒋某要求下属市规划局用地处原处长陈某关照唐某的业务,陈某表示同意。后蒋某、唐某共同收受1615.0367万元。该案中,蒋某和唐某共谋后,由唐某接受请托人的请托事项并收受财物,蒋某利用下属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应当认定二人构成共同受贿。
《办理贪污贿赂案件解释》第16条第2款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此规定实际上将认定“通谋”成立的时段予以延伸,因为该规定针对的情况,往往是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其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已经完成,只不过国家工作人员在为请托人谋利时对其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并不知情(此时如果案发,则特定关系人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可能构成渎职犯罪,因为彼此缺乏受贿犯意的沟通而不构成受贿罪共犯),如果事后特定关系人将其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情况告知了国家工作人员,则国家工作人员具有退还或上交财物的义务,否则就视为其与特定关系人之间具有了受贿的共同故意,双方就应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国家工作人员和特定关系人在事先未通谋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在知道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请托人财物后,虽有退还的意思表示,但发现特定关系人未退还予以默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构成受贿罪。
在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共犯这一问题上,没有采用共同犯罪的一般认定标准,而是要求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主观上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通谋才构成共犯,实践中要注意区分把握。这里的“通谋”,主要是指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代请托人转达请托事项,提议向他人收受财物,以及直接向请托人索取财物等情形。对于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既未转达请托事项,也未提议或者索取财物,而是仅单纯收受财物的情况,一般不宜作为共犯处理,只能认定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办理受贿案件意见》第11条还对特定关系人进行了界定,该条规定:“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对于共同利益关系的理解,应注意把握两点:一是共同利益关系主要是指经济利益关系,纯粹的同学、同事、朋友关系不属于共同利益关系;二是共同利益关系不限于共同财产关系。具体展开来说,第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虽然我国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对近亲属的规定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是一致的。包括继承法上的血亲和姻亲,以及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的继承人,应当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刑法上的近亲属更多强调的是程序上行为人的权利,而民法上的近亲属包含相互的经济利益关系,因此,此处的近亲属更应当参照的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界定,特别是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如具有共同抚养扶助义务的人等。第二,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妇(夫)。第三,国家工作人员的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这里面主要指具有经济利益,只要是与行为人有着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在近亲属范围之外又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是情妇(夫)关系又有经济利益的人,都可以认定为有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共同利益关系不仅包括共同的经济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关系和其他利益关系。例如,尹某受贿案,尹某在担任某市委书记期间,利用自己职务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多次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财物,且数额巨大,已构成受贿罪。纪检监察机关在调查尹某受贿犯罪时,发现其与一位女戏曲演员关系密切,该女演员利用尹某的职务和便利条件收受数额巨大的财物。经调查发现,该戏曲演员与尹某并非情人关系,只是尹某对该演员十分爱慕,对其容貌特别欣赏,对其说话的声音、语调以及行走的姿势非常喜欢,有时还要刻意模仿。该案中,尹某爱慕该戏曲演员,两人虽然不是情人关系,但是有共同的利益,即该戏曲演员通过尹某的职权,为请托人牵线搭桥,谋取物质利益;尹某通过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该戏曲演员谋取经济利益,以博得并维持和该戏曲演员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属于精神上的依恋和依赖,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依附关系,它虽然有别于经济关系,但是对社会的危害性是一致的,对国家公职人员职务廉洁性的侵害是相同的,因此,应当认定该女戏曲演员系尹某的“特定关系人”。
(二)受贿罪的既遂标准
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受贿得逞与否要看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了贿赂。对于取得贿赂的判断标准,主要看财物是否已经脱离行贿人或者保管人的控制,并已经实际置于受贿人或者共同受贿人控制之下,典型意义上的权钱交易完成就是财物从行贿人控制转到受贿人控制。问题是当受贿人控制和行贿人失去控制并非完全同步时,如果仅以受贿人取得控制作为既遂标准,则可能行贿人尚未失去控制,整个事实还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有必要将行贿人失去控制和受贿人取得控制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才能正确判断犯罪既未遂。值得注意的是,受贿人收受行贿人财物后又委托行贿人保管的,有的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有的是为了委托理财,受贿人曾经取得控制且行贿人已经失去控制,在认定既未遂时应予充分考虑。
在行受贿双方约定受贿的情况下,行贿人代为持有贿赂物的,应当认定既遂应当实事求是、审慎把握。近年来,股权代持型受贿的既未遂问题较为特殊。在正常的民商事活动中,“股权代持”是一种常见商业操作,指实际的投资人并享有股东权利的人作为隐名股东,并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股东,而是委托他人作为显名股东在登记机关登记的商事安排。在贿赂犯罪中,股权代持的主体包括行贿人代持和第三人代持,股权代持的方式包括口头约定和书面约定。对于股权代持型受贿的既未遂判断,应当结合是否存在书面约定、是否进行股权分红、是否其他股东知情等情形,综合行贿人失去控制和受贿人取得控制来认定。
对于行受贿双方只是口头约定、没有进行股权分红、股权仍然由行贿人控制,认定既遂要十分慎重。主要考虑,行受贿双方对送出或收受股权均系口头意思表示,并未着手实施,行贿人是否实际将股份送给受贿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不能排除行贿人可能不再赠送股份或受贿人拒绝收受的可能性;同时,定案根据往往仅靠受贿人供述和行贿人证言,在没有其他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一旦言词证据发生变化,认定受贿都可能存在争议。
对于第三人代持股权,股权交由受贿人指定的行贿人以外的第三人(如受贿人的特定关系人或者关系密切的人)代持,并登记到该第三人名下,甚至第三人已经取得股权分红的,可依法认定为既遂。同理,对于行贿人代持股权,虽然股权登记在行贿人名下,但受贿人已经取得股权分红,其他股东也知情的,也可依法认定为既遂。
(三)受贿罪的罪数认定
对于受贿和渎职犯罪构成牵连犯的,《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区分情况进行了规定。
1.数罪并罚的情形
《办理渎职案件解释(一)》第3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办理贪污贿赂案件解释》第1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构成受贿罪和渎职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受贿罪和渎职犯罪数罪并罚。
腐败与渎职如影随形,渎职由受贿引发,但渎职造成的损失往往远大于受贿带来的损失。对于同时涉嫌受贿犯罪与渎职犯罪的,原则上实行数罪并罚,从而体现对贪赃枉法的犯罪予以严惩。同时,根据《办理贪污贿赂案件解释》第1条第3款第2项的规定,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是升格法定刑情节。如果该情节已经被作为升格法定刑情节,那么就不能再将该情节认定为渎职犯罪并与受贿犯罪并罚,否则就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相反,如果该情节没有被作为升格法定刑情节,认定为渎职犯罪并与受贿犯罪并罚,就不能再将受贿行为评价为具有徇私舞弊的从重情节。
同时,《审理挪用公款案件解释》第7条第1款规定:“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因挪用公款而行贿、受贿的,一般情况下应分别以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行贿罪两罪并罚。
例如,鞠某文挪用公款、受贿案。被告人鞠某文利用职务之便,于1999年5月10日挪用银行资金60万元,供某制衣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动迁费使用,于1999年6月16日挪用银行资金50万元,供某制衣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商品楼使用;于1999年11月末伙同辛某凌挪用银行资金160万元,供辛某凌个人购买厂房使用,并收受他人财物6万元,索取他人财物6万元。被告人辛某凌与鞠某文合谋挪用银行资金160万元,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6万元,获取不正当利益后,因被索取行贿6万元。该案中,被告人鞠某文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应当予以并罚。被告人辛某凌犯挪用公款罪、行贿罪,应当予以并罚。
与之类似,因受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的,一般也实行数罪并罚。例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相关犯罪之所以存在并蔓延,往往与官员腐败有很大关系。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要坚持“打伞破网”,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办理黑恶势力案件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依法严惩“保护伞”,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发现的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收受贿赂、渎职侵权等违法违纪线索,应当及时移送有关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坚决依法严惩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又如,金融犯罪、经济犯罪等与职务犯罪往往并存,也一般实行数罪并罚。例如,在李某受贿、违法发放贷款案中,李某利用其担任某银行行长等职务便利,接受周某的请托,收受财物400万余元,向周某违法发放贷款8亿余元,造成银行资金无法收回的巨大损失。该案中,违法发放贷款行为虽系受贿的谋利事项,但需要单独评价,李某的行为同时构成受贿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
2.择一重罪处罚的情形
根据《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徇私枉法行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行为,执行判决、裁定失职行为或者滥用职权行为的,同时又构成受贿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或者滥用职权,且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同时又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四)新型受贿行为的认定
司法实践中,受贿犯罪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形式和方法,为解决新类型受贿案件的政策、法律界限和处理标准不明确的问题,《办理受贿案件意见》对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等新型受贿行为作出原则性规范。随着反腐败力度的持续加大,受贿行为往往披上“合法伪装”,“新型受贿”“隐型受贿”层出不穷,隐蔽化、长期化、智能化、间接化等特点越发凸显。司法实践中,应当紧紧把握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实质判断。
《办理受贿案件意见》总结并规定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新型受贿,除前文阐述了特定关系人受贿、离职后受贿等部分行为类型外,其他常见的行为类型及司法认定应注意的问题简述如下:
一是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如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或者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以及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名为交易实为贿赂的交易型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
二是以收受干股形式收受贿赂。所谓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干股的,以受贿罪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发生时的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三是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罪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但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罪论处。
四是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的,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的“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罪论处。这类理财名义的受贿数额,因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出资与否而在计算上有所差异:若其本人未实际出资的,以“收益”总额计算受贿数额;若其本人有实际出资的,以“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之间的差额计算受贿数额。
五是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情形。实践中应注意区分贿赂与赌博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具体是否名为赌博实为贿赂,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赌博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2)赌资来源,如是否由请托人提供赌资;(3)其他赌博参与者有无事先通谋;(4)输赢钱物的具体情况和金额大小。
六是以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形式收受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薪酬的,以受贿罪论处。
七是以收受房产、汽车等物品但未办理权属变更的形式收受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认定以房屋、汽车等物品为对象的受贿,应注意与借用的区分。具体认定时,除双方交代或者有书面约定之外,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2)是否实际使用;(3)借用时间的长短;(4)有无归还的条件;(5)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
来源:《全国法官培训统编教材-刑事审判实务(下册)》转自:穿花寻路展虹 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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