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禁止军队经商禁了快二十年,结果警察开始经商了。而且不是小打小闹,是把一个国家级的电信公司直接划到了公安部名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苏联援助断了,财政养不起兵,允许军队“下海求生”是没办法的办法。军队旗下的Viettel,2025年合并营收220.4万亿越盾,税前利润56.8万亿越盾。
越南2026年大约115亿美元的公开军费来比,Viettel一家的利润就顶得上五分之一还多。要命的是这些企业直接向国防部汇报,不走国资委的监管通道。利润的一部分进了军费,更大的一部分变成了军队内部的福利、待遇、以及一套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的资源分配权。
越共不是没想过动它。
2007年,越南就白纸黑字要求军队逐步与经营性企业脱钩。
2017年到2019年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窗口:国防部公开方案,要把88家军队企业砍到17家,纯商业的房地产、建筑、贸易全部退出,国会连修法都准备好了。
结果纯商业板块退了一点,Viettel毫发无伤,反而越做越大。原因不在方案本身,在投票的人。越南军方在越共中央委员会里占着26个席位,全是关键岗位上的将领。你要削他的商业版图,得先问问这26个人答不答应。
阮富仲时代推不动的事,一直成了越南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所以,苏林上台后,就换了一个思路。
既然拆不掉军队那桌酒席,那就给公安另开一桌。 苏林长期执掌公安系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正面去砍军队的商业帝国,等于用一把刀去砍另一把刀,砍到最后谁卷刃还不一定。
于是,在苏林的计划下,一连串的动作就来了。
2025年2月,越南第二大电信运营商MobiFone从国资委划归公安部。
2025年7月,FPT Telecom的国有股份也交到了公安部手里。政府数字化转型办公室划过去,全国人口实名库、政务系统、国家级大数据中心,全部由公安部牵头。能源领域也没落下,外国投资者在能源、电信、港口、油田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上想开工,得先过公安部的安全审批。
2026年,制度层面的口子彻底松开。修订后的《公务员法》,7月1日生效,公职人员可以依法投资、管理和经营企业、合作社、医院和学校。10月,越共中央第224号规定落地,在公安和军队服役的党员,大部分岗位不需要提前报批,就可以从事投资经营活动,只要不设立经济组织、不直接控制管理就行。政策表述也从过去的“允许”变成了“鼓励、创造条件”。
这就不是在“规范”经商了,这是在授权经商。给谁授权?给那支还没有自己商业帝国的、且由苏林老部下掌控的穿制服的队伍。
你要说苏林不知道公职人员经商的老毛病,那是不可能的。他当年在公安部长任上搞“熔炉反腐”,烧的就是军地两边的腐败分子。
但他算的是另一笔账:在越南当前的政治结构里,用“增量”去制衡“存量”,是唯一走得通的路。 军队的商业版图是存量,动不了;公安的商业版图是增量,可以造。造出来之后,两个强力部门在经济上形成某种势均力敌,上面的人居中调停,总比一家独大、尾大不掉要好。
苏林今天用公安的商业化去对冲军队的商业化。短期看,他手里多了一张牌。长期看,他给下一任、下下一任留下了一个更大的局:以前只需要拆一个商业帝国,以后可能需要拆两个。
越南不是没有走过另一条路。
中国从1985年允许军队经商,到1998年一刀切禁止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经商,中间只用了十三年。越南1986年跟进,走了将近四十年,军队的生意还在,警察的生意刚刚开张。
所以,这个政策“先进”也好,“荒唐”也罢,它背后其实是一句很朴素的政治算术:当正面改革推不动的时候,用增量去稀释存量,比用存量去消灭存量容易。
苏林选了容易的那条路。
至于这条路通向的是一个更平衡的局面,还是一个更难收拾的局面,答案不在第224号规定的条文里,在接下来五年、十年,那两支穿制服的队伍在商场上的实际表现里。账本已经摊开了,只是算账的人,和账本上写名字的人,还是同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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