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七日未刻,遵化昌瑞山北麓的暑气正从松针缝隙里往下沉。
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侧卧在炕席上,左手搭着一串磨得发亮的檀木念珠,右手垂在炕沿外,指尖几乎要碰到地上那只青瓷唾壶。
窗棂外面是景陵方向连绵的油松林,蝉声从午后就未曾断过,此刻却忽然弱下去一截,像是被什么从半空里按住了喉咙。
院子里当差的苏拉轻手轻脚地走过廊下,鞋底擦着青砖,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老人听见了,眼皮抬了抬,没有睁开。
他在这里住了四十一年,听得出每一种脚步——巡山的兵丁走的是碎步,内务府当差的是拖步,来传旨的驿使是急步,而此刻廊下这种沙沙声,是伺候了他大半辈子的老仆福海,正提着一壶温水往门前铜盆里续。
炕头矮几上搁着半碗已经凉透的莲子粥,粥面结了一层薄薄的米皮。
旁边放着一份誊抄的谕旨,纸边被手指捏出了毛边。
那是去年十一月从京城递来的,上面写着赏加郡王衔。
念珠在老人掌心里慢慢转了一颗,又停住了。
遵化这地方,夏天闷热,冬天酷寒,春秋两季的风从马兰峪口灌进来,能把陵墙上的灰浆吹出细密的裂纹。
他在这里从三十一岁守到七十三岁,守过了乾隆一朝的大半岁月,守到当年那些在紫禁城里呼风唤雨的兄长们一个接一个地躺进了坟茔。
而他自己,还躺在这铺炕上,听得见蝉鸣,闻得见松脂,手指头还知道疼。
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卯时,紫禁城景阳宫偏院的一间屋子里,一个男婴落了草。
这一年康熙皇帝虚岁六十,宫里宫外都在传着皇上又添了一位小阿哥,但传话的人说到一半往往就住了嘴——生的是个庶妃,石氏,陕西宁夏民石怀玉的女儿,入宫多年连个正式册封都没有,宫里管这种身份叫“庶妃”,说白了就是没有名分的侍妾。
石氏住的偏院在景阳宫东北角,冬天日头照不进来,夏天又西晒得厉害。
屋子里陈设寒素,炕上铺的是寻常青毡,柜子上摆着两只白瓷瓶,插过几回腊梅,腊梅谢了也就空着。
允祁就在这样的屋子里长到了能走能跑的年纪,见的最多的是乳母和几个洒扫的太监,父皇的面一年见不着几回。
有一年冬至,各宫照例往乾清宫送饺子,石氏亲手包了一小碟,让乳母抱着允祁跟在后头送过去。
到了乾清宫廊下,管事太监接了碟子,说皇上正和大臣议事,哥儿先回吧。
乳母抱着他在廊下站了一会儿,风从丹陛上灌下来,吹得孩子把脸埋进乳母肩窝里。
那天回去,石氏什么也没问,只是把允祁冰凉的脚捂在自己怀里,捂了很久。
康熙晚年的紫禁城,表面上静水深流,底下却是暗涌翻卷。
皇太子胤礽在康熙五十一年九月第二次被废,从此禁锢在咸安宫,八阿哥胤禩在朝中结党,十四阿哥胤禵在西北领兵,四阿哥胤禛在雍亲王府里闭门读书,九阿哥、十阿哥各有各的盘算。
这些名字在大人们的嘴里传来传去,在太监们的窃窃私语里翻来覆去,偶尔也会飘进景阳宫偏院。
但飘到允祁耳朵里的时候,已经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声响。
他太小了。
康熙五十二年出生的孩子,到康熙六十一年父皇驾崩时,实岁才九岁。
九岁的孩子,在上书房里连《论语》还没读完,写大字手腕发颤,冬天手上生冻疮,先生让背书,他背到“其为人也孝弟”就接不下去,挨了手板,回到偏院也不敢跟母亲说,只把手藏在袖子里。
那些比他年长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兄长们正在用性命相搏,而他在为一块手板发愁。
这中间的鸿沟,不是勤学或者聪明能填平的,是年纪,是出身,是命里带来的位置。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畅春园传出哀诏。
允祁没有见到父皇最后一面。
九岁的孩子对死亡的领会是混沌的,他只知道宫里忽然全换了白布,所有人都跪下了,哭声从四面八方涌起来,而母亲石氏拉着他跪在偏院的院子里,头磕在砖地上,磕完了站起来,膝盖上全是灰。
第二天,四哥胤禛成了皇帝。
宫里传旨,为避讳,所有兄弟名字里的“胤”字都改成了“允”。
允祁从此叫允祁。
又过了些日子,新皇帝下了一道恩旨,石氏由庶妃封为皇考贵人。
贵人,位在嫔之下,但好歹有了个名分。
石氏接了旨,回到屋里坐了很久,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把允祁叫到跟前,说了一句:以后在宫里走动,见了人要知道让路。
这句话允祁记了一辈子。
雍正即位后的头几年,宗室里的气氛像绷紧的弓弦。
大哥胤禔和二哥胤礽在康熙朝就被圈禁,雍正继续关着;三哥胤祉被派去遵化守景陵,后来削爵幽禁在景山永安亭;八哥胤禩和九哥胤禟被削除宗籍,改名“阿其那”“塞思黑”,一个死在禁所,一个死在保定;十四哥胤禵先是派去守景陵,后来也被圈禁在景山寿皇殿。
这些消息传进宫里时往往已经残缺不全,但“圈禁”“削爵”“改名”这几个词的分量,连十岁出头的允祁也听得懂。
他变得更安静了。
在上书房读书,先生夸他稳重,他不接话;兄弟们在一处说话,他站在旁边听,不插嘴;逢年过节宫里赐宴,他坐在靠后的位子上,吃完就退,从不逗留。
雍正八年二月十八日,十八岁的允祁被封为镇国公。
镇国公在宗室爵位里排在贝子之下,比辅国公高一级,放在康熙诸子里不算什么体面封号。
但允祁接了旨,照例进宫谢恩,跪在殿外磕了头,起身时膝盖上沾了灰,他伸手拂了拂,退步走出宫门,一路没有回头。
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驾崩。
十月,新即位的乾隆下了一道谕旨,说“皇考亲弟俱已加恩晋封,惟允祁尚系公爵,著封为贝勒,以展朕笃厚懿亲之意”。
镇国公越级晋封多罗贝勒,跳过了贝子这一级。
同月,生母石氏由贵人晋为静嫔。
母子同日受封,在旁人看来是难得的恩典。
允祁进宫向太后和皇帝谢恩,磕头如仪,说了几句“臣不胜感激”之类的套话,退出来的时候,乾隆叫住他,问了一句:二十三叔,你在京城住得惯吗?
允祁躬身答道:臣住惯了。
乾隆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乾隆元年二月,允祁被派去管理雍和宫。
雍和宫是雍正登基前的潜邸,乾隆本人也出生在那里,交给一位皇叔看管,名义上算是信任。
但允祁显然不是办差的好手。
上任当月,就因为“管人疏纵”被照侍郎例罚俸。
事情不大,也没有降爵,但罚俸的谕旨送到雍和宫时,允祁正在殿前查看香烛的库存,接了旨,把谕旨叠好收进袖子里,继续把账本翻完,一页一页地对,对到天黑。
之后几年,他管过一些零碎的差事,没有一件办得风生水起,也没有一件办出大纰漏。
乾隆九年四月二十日,一道谕旨从圆明园递出来:“贝勒允祁为人厚重,著总理三陵事件,执掌关防。
”“厚重”这个词在谕旨里是褒义,但放在一个三十一岁的宗室身上,意思其实是:你没有野心,不会惹事,去守陵最合适。
乾隆九年四月末,允祁从京城出发,走通州、三河、蓟州,两天后进入遵化马兰峪地界。
清东陵坐落在昌瑞山南麓,孝陵在正中,景陵在孝陵东侧约一里处,昭西陵在南面,几座帝后陵寝沿着山势铺开,陵墙用青砖砌成,墙头覆着黄琉璃瓦,从远处望过去,琉璃的光在松柏的深绿里一截一截地明灭。
允祁的差事是总理三陵事务,兼管内务府掌关防,手下有礼部、内务府、工部三个系统的官员和数百名兵丁、执事人役。
日常事务琐碎到近乎枯燥:每月朔望要安排小祭,清明、中元、冬至、岁暮要备大祭,祭品的数目、仪注的次序、祝文的誊写、祭器的擦拭,样样都要过问。
陵区安全更要紧,马兰镇总兵标下的兵丁分班巡山,允祁每天清晨要听取巡山把总的禀报,哪一段陵墙的灰皮掉了,哪一片松林里发现了可疑的脚印,哪座碑亭的兽吻上落了雷击的痕迹,都要一一记下,该修的上报工部,该查的移交内务府。
他住在陵区东北角的一处院落里,五间正房,三间厢房,院墙不高,从院门口能望见景陵明楼的金顶。
嫡福晋富察氏带着家眷从京城搬来同住,侧福晋张氏和襄氏也随行,院子里有了孩子跑动的声音,日子才不那么空。
守陵的头几年,允祁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认路上。
景陵的每一道门、每一段墙、每一棵老松的位置,他都用脚量过。
春天陵区排水沟要清淤,他亲自带着人去掀沟盖板,看里面有没有淤积的树叶泥沙;夏天雷雨多,他让人把各陵的避雷针——那时候叫“镇雷杆”——逐根检查,有松动的立刻加固;秋天天干物燥,陵区周围的枯草要割出一道防火带,他划了线,让兵丁按线割,不许过界;冬天最难,大雪封山时粮车进不来,陵区几千口人吃饭就成了问题。
有一年腊月,连降三天大雪,从遵化州城往马兰峪的官道被雪埋了半尺深,运粮的骡车困在半路。
允祁得了信,没有坐在屋里等,他叫上内务府总管,带了一队兵丁和几十把铁锹,亲自去推雪。
官道上风硬,雪粒子打在脸上像碎瓷片,他走在队伍前头,靴筒里灌满了雪,走一步响一声。
走到石门驿附近,遇上了困住的粮车,车夫缩在车板底下发抖,骡子冻得直打响鼻。
允祁让人把随行带的干粮分给车夫,又指挥兵丁把粮袋卸下来,改用爬犁往陵区拖,一袋一袋地运,运到天黑才运完一半。
第二天他又去,来回走了三趟,把存粮凑够了,按各陵当差人等的名册分了,内务府的官员、礼部的执事、兵丁、太监、苏拉,每人名下多少,册子上记得清清楚楚。
分粮的时候他没有多拿,自家院子里领的份额跟内务府一个笔帖式家一样。
但差事办得再勤恳,也挡不住出错。
乾隆十九年七月,允祁上报清东陵永济库的地租征收情况,奏折里把地租银误写成了“内帑”。
内帑是皇帝的私库银子,地租是陵区公项,两者混为一谈,在奏折里是极不检点的过失。
乾隆的朱批下来,措辞严厉,允祁被连降两级,从贝勒降回镇国公。
谕旨送到陵区时,他正在景陵隆恩殿前查看祭器的擦拭情况,接了旨,跪在殿外的月台上磕了头,起身后把谕旨收进袖中,继续把祭器一件一件看完,然后回到住处,让福海把镇国公的朝服找出来,贝勒的朝服叠好收进箱底。
过了三年,乾隆二十三年,又因为祭祀活动中出现疏失,再降为贝子。
这一次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在降爵的谕旨后面附了一份自陈折,写了“臣愚钝,不胜职任”几个字,乾隆没有再加斥责,也没有恢复他的爵位。
降爵的谕旨来来去去,陵区的日子照旧。
每天寅时末刻,天还黑着,允祁就起身了。
洗漱之后先到景陵隆恩殿上第一炷香,看着香火在炉里稳稳地燃起来,然后退到殿外,听读祝官念当日的祝文,念完了,再转到殿后明楼去看一圈,明楼上的石碑有没有裂纹,楼顶的瓦有没有松动,看完才回住处吃早饭。
早饭照例是小米粥、两碟小菜,有时加一个饽饽。
饭后处理公务,接见内务府、礼部、工部的属官,看他们的禀帖,批完了让笔帖式誊清发出。
午后如果没事,他会在院子里坐一会儿,翻几页书,或者跟来陵区拜谒的文人说几句话。
正黄旗汉军诗人李锴有一年到东陵来,在陵区盘桓了数日,允祁与他有过唱和。
李锴后来在诗里提到“宝啬主人”,那是允祁的号,他在陵区用的别号还有“东山”,都带着一股退避的意味。
院子里有一架葡萄,是他亲手栽的,夏天结的果子不大,但甜,熟透了就摘下来分给院里的孩子们和当差的老人。
孩子们在葡萄架下跑来跑去,他就坐在廊下看,手里转着念珠,偶尔说一句“别踩了畦里的菜”。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马兰镇总兵满斗擅自拆毁了景陵后面五花岭上的一段石墙,又在风水禁地里砍了八百四十多棵树木。
事情闹到御前,满斗被拟斩监候,允祁作为东陵最高长官,以“未能查出”的罪名交宗人府严加议处,从贝子降为镇国公。
这一次降爵的谕旨送到时,允祁已经六十五岁了。
他接了旨,照例磕头,起身时膝盖响了一声,福海伸手要扶,他摆了摆手,自己站直了。
回到屋里,他在炕上坐了很久,没有看书,也没有转念珠,只是看着窗外景陵方向的松林。
那天傍晚下起了雨,雨丝斜斜地打在窗纸上,他忽然开口对福海说:明天去把石墙的缺口量一量,报工部修。
福海应了一声,他又补了一句:砍了的树,补种上。
第二年春天,他在那片砍伐过的山坡上看着人补种了松苗,一棵一棵地踩实了土,浇了水才走。
乾隆四十五年,允祁恢复了贝子爵位。
四十七年,晋封贝勒。
四十九年十一月,加郡王衔。
谕旨送到陵区那天,他已经病了一阵子,靠在炕上接了旨,没有下地磕头。
来传旨的官员念完了,他让福海代他行了个礼,自己只是抬了抬手,说了句“谢恩”。
赏加郡王衔是虚衔,不领郡王俸禄,但对于一个守了四十一年陵、爵位起起落落多次的老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体面的收梢。
他让人把谕旨放在炕头矮几上,每天看一遍,看完了又叠好,纸边慢慢起了毛。
康熙诸子里,活到乾隆年间的已经不多。
那些曾经在紫禁城里叱咤风云的兄长们,大多走在了他前头。
胤禩四十五岁死在禁所,胤禟四十三岁死在保定,胤禵在圈禁中熬到乾隆即位才获自由,出来时已经是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又活了十一年才去世。
三哥胤祉死在景山永安亭,五哥胤祺、七哥胤祐、十二哥胤祹各有各的结局,但都比允祁走得早。
最小的弟弟允祕,雍正把他接进宫里养着,封了諴亲王,乾隆朝也颇受关照,却只活到五十八岁就病故了。
允祁没有跟任何人比过这些。
他只是年复一年地待在陵区,做那些琐碎的事,接那些来去去的谕旨,磕头,起身,继续走。
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七日未刻,他的呼吸慢下来,福海把温水端到炕前,用调羹舀了半勺送到他嘴边,他没有张嘴,只是把脸微微转向窗户的方向。
窗外是景陵的松林,松针在午后的日光里泛着油亮的光。
蝉声忽然又响起来,密密匝匝的,填满了整间屋子。
允祁的左手松开了,檀木念珠滚落在炕席上,发出几颗清脆的磕碰声。
福海把调羹放回碗里,跪下去,额头触到了炕沿的砖地。
陵区东北角那座小院里的葡萄架还在,这一年夏天结的果子已经摘过了,空藤上留着几片黄叶。
院门口的石阶被四十一年来的脚步磨得中间凹下去一道浅浅的槽,下雨天积一点水,天晴了又干。
景陵隆恩殿里的香火每天寅时末刻照旧点起来,读祝官照旧念祝文,巡山的兵丁照旧走那条走了几十年的老路。
只是从这一年的七月二十八日开始,院门口的石阶上不再有那双从京城穿来的旧布鞋踩过去,葡萄架下也不再有人坐着转念珠了。
马兰峪的风从昌瑞山口灌进来,吹过陵墙,吹过松林,吹到小院门前时,把石阶凹槽里最后一汪雨水吹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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