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孟凯,今年二十三岁,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届毕业生。
我要讲的人,是我的室友,高远。亳州利辛人,家里的独子,我们的班长,今年三月走的,二十二岁。
走之前的头一天晚上,他躺在芜湖弋矶山医院的病床上,跟我交代了四件事。他管那四件事叫“我的遗憾清单”。他说:“老孟,我数过了,就剩这四个了。别的,我都挣着了。”
我今天写下这些,是想让你们看看,一个二十二岁的人说的“别的,我都挣着了”,到底是些什么。
一
高远是二零二二年九月进的我们宿舍,416,四个人,他睡我对面下铺。
报到那天他最后一个到,扛一个蛇皮袋,拎一个涂料桶,桶里装着脸盆和书。他个子不高,黑,瘦,进门先鞠了一躬:“哥几个,我叫高远,亳州利辛的,往后四年麻烦大家伙了。”
我们宿舍数他最穷,也数他最忙。凌晨六点,他起床背普通话,他是那种带着浓重皖北口音、把“老师”念成“老四”的人,他说他以后要当语文老师,一口“老四”怎么行。白天上课,晚上图书馆闭馆他才回来。周末他做三份家教,寒暑假不回家,留在芜湖送外卖。
我问他拼成这样干啥。他说:“哥几个,我这辈子只有一个想头,回我们县里,当个老师。我们村小,我上到五年级,连个正经英语老师都没配齐,是我们班主任一个人,语文数学体育音乐全教。我那时候就想,长大后我就成了他。”
大二那年暑假,学校组织支教,报名的人少,他去了大别山里的一个教学点,待了四十天。回来那天晚上,他给我们看他手机里的照片:一间教室,二十三个娃,黑板上方贴着他自己打印的八个字——“走出大山,回来大山”。他翻来覆去给我们讲每个娃的事,讲到后半夜。我记得他最后说了一句:“老孟,你说怪不怪,我站在那个讲台上的第一天,就感觉我这四十年、五十年的日子,都已经过完了,剩下的就是把它过踏实。”
我那时候不懂这句话。
现在我懂了。有些人,一辈子的事,二十二岁就知道了。
二
大三上学期,十一月,高远开始发烧。
一开始是低烧,他扛,说考研人没有感冒的权利。后来牙龈出血,腿上一碰一块紫斑。我半夜听见他在被窝里查手机,声音压得很低。第二天我拽他去了校医院,血常规一出来,大夫的脸色就变了,直接让我们去弋矶山。
骨穿结果出来那天,急性髓系白血病。
医生把我和辅导员叫出去,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病,得钱,得配型,得运气。三样,缺一样都不行。”
高远知道结果以后,沉默了整整一天。晚上他给我发了条微信,就一行字:
“老孟,我可能当不成老师了。”
我冲到病房,他背对着我躺着,肩膀在抖。我这个一米八三的大老爷们,把他连人带被子抱住,我们俩哭得护士都跑了进来。哭完,他擦了把脸,说了一句我从那天起记到今天的话:
“哭完了。老孟,从明天起,咱不按病人的日子过,按老师的日子过。”
三
什么是“按老师的日子过”?我讲三件事。
第一件,他给自己排了课表。
住院化疗,一个疗程接着一个疗程,头发掉光了,人瘦得脱了形。可他的床头,贴着一张课程表,比我们上学期的还满:早晨六点半,普通话晨读;上午,病房不能大声,他戴耳机看教材,考教师资格证;下午,精神好的时候,输液也输着他的“备课”。
他跟我们说:“化疗这个事,今天吐不吐、明天烧不烧,我管不了。可我这个脑子今天记几页书,我管得了。老孟,我不能白躺在这儿。”
第二件,他开始录课。
那是化疗第三个疗程之后,配型的消息一直不好,中华骨髓库里初配成功一个,后来供者失联了。高远的情绪低落了一阵。有天晚上他忽然跟我说:“老孟,你借我个手机支架。”
他在病床上,背后垫着枕头,穿着病号服,对着镜头,开始讲课。第一课,是朱自清的《背影》。他说:“同学们好,我是高老师。今天这堂课,我们先不讲课文,先讲一个背影,我爸的背影……”
他爸在他初二那年,在工地上出了事,走的。他讲他爸送他上学,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回头看了他一眼。他说:“同学们,课文里说父亲翻过月台去买橘子。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这样一个月台。要紧的不是橘子,是要紧的是,有人肯为你翻那个月台。”
那条视频,他讲了一节课,四十七分钟,中间护士进来换了一次药,他就把换药也讲进去了:“同学们,人生跟输液一样,有时候疼,药还是得进血管。”
四十七分钟,一镜到底,声音因为化疗有点哑,可是那个课,说实话,比我们实习时候听过的很多课都好。
从那以后,他一个礼拜录一节。语文课,作文课,还有一节英语课——他请病友家的一个小学生坐他床边当“课代表”。整整八个月,他录了三十六节课,存了一个硬盘,硬盘上贴了个标签,他自己写的:
“留给山里的娃。如果高老师去不了,让这些课替我去。”
第三件,是全校给他捐的那笔钱。
二零二四年春天,高远复发,必须做移植,前期的钱,他娘把家里的地租出去了,凑不够。辅导员没跟他商量,直接在学校发起了募捐。三天,全校师生,捐了二十九万。
我们几个室友拿着捐款明细给他看,他一页一页地翻,翻到一半就翻不下去了。里面有食堂打菜的师傅一百,有他送外卖那个站点的骑手们凑的八百多,有他教过的家教学生的家长,有大别山教学点寄来的、皱皱巴巴的一千二百块,那是村里二十三个娃的家长,一家一家凑的。
他翻完,把那张纸按在胸口,说:“老孟,我这条命,现在不是我一个人的了。这么多人给押上的,我得还。”
四
去年秋天,学校做了一个决定。
高远的病情,所有人心里都有数了。移植之后三个月,再次复发,这次连保守的方案都收效甚微。他跟我说的原话是:“老孟,账我算得清,我这学期,大概率,毕不了业了。”
十月,学院特事特办,给他申请了提前考核。他的毕业论文,是在病床上写的,题目是《乡村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研究》,答辩是视频进行的,评委老师后来都说,那是那一年他们听过最动感情的一场答辩。
十一月初,学校为他做了一件事:把那一届的学士服,提前借了一套,送到医院。
那天我一辈子忘不了。我们416宿舍剩下三个人,辅导员,学院的副书记,抬着学士服和学位帽,进了病房。高远那天精神难得地好,他娘和我们,帮他穿上学士服,瘦得衣服在身上晃。他戴上帽子,让我拿手机,给他拍毕业照。
他在病床上坐直了,扶正帽子,忽然说:“等等。”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他大一开学时的照片,蛇皮袋,涂料桶,黑,瘦。他让护士小姐帮他举着,摆在镜头边上。然后他说:“拍吧。左边这个是二零二二年刚来的高远,右边这个,是毕业的高远。中间隔着四年,没白过。”
拍完照,他让我们扶他到窗边。病房在六楼,窗子朝西,能看见长江的一角。他站了一会儿,说:“老孟,学士服穿上了,讲台我站过了——支教那年。你替我算算,我的遗憾清单,还剩几条?”
他的遗憾清单,是十月份一天夜里,让护工阿姨代笔,他口述的。一共四条:
一、没穿上学士服,拍一张毕业照。(那天,销了。)
二、没站上讲台,给娃娃们上一堂完整的学期课。
三、没带俺娘去北京,看一次天安门升国旗。
四、没来得及跟一个人说一句话。
他扶着窗台,一条一条数。数完,他笑了,说:“还剩三条,我争取。”
然后他转头,很平静地跟我说了那句我记一辈子的话:“老孟,我数过了,就剩这三个了。别的,我都挣着了。你说一个皖北农村出来的娃,上完了大学,穿了学士服,全校园的人凑钱救过我的命,我讲过课,录了三十六节课,我这条命,够本了,就是……”
他没说下去。窗外,长江上有船开过,汽笛响了一声,很长。
五
今年三月四号,早晨六点二十,高远走了。走在他娘的怀里,走得很安静。前一天晚上,他跟我交代完那四件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老孟,我困了,明早叫我。”这就是他说的“争取”——他原本想撑到三月十二号,他娘的生日。
他走之前半个月,自己签了遗体角膜捐献。他说:“老四(他后来普通话练得可标准了,跟我开玩笑还是说老四),我这双眼睛,看了二十二年的书、看了四年黑板、看了长江、看了娃娃们的作业本,成色好着呢。留两个名额,给需要的人。让他们替我,接着看。”
他娘没拦。他娘就问了一句:“儿啊,疼不疼?”他说:“娘,我都不在了,你让我最后再当一回老师,行不?”
高远走的那天上午,416宿舍剩下我们仨,还有班里二十几个同学,全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他娘拉着我们的手,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就反复说一句:“俺儿上大学的,他是要当老师的……”
追悼会上,来了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女生,外校的,坐高铁来的。她没进来,就在门外站了很久,走的时候,托我转交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一只千纸鹤,拆开,里面一张纸条,就两行字:
“高远:大三那年图书馆,你借我的伞,我一直想还。你说想跟我说的话,我猜到了。我也是。”
遗憾清单的第四条,我不知道算不算销了。我把纸条烧在他坟前的时候,我跟他说:兄弟,算销了吧。她知道了,你俩这辈子,算是把话说全了。
六
剩下的两条,我们替他销。
第一件,北京。今年四月,我、老蒋、小胡,我们416剩下的三个人,带着高远的娘,去了北京。他娘这辈子第一次坐高铁,第一次出省。升国旗那天早上,天不亮我们就到了广场。国歌响起来的时候,他娘从怀里掏出高远的学士服毕业照,举着,看。国旗升到顶,她忽然说了一句:“儿啊,看着了吧,跟课本上一模一样。”
我们仨在广场上,哭得站不住。一个执勤的年轻武警走过来,我们以为要被劝离,他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我们,忽然立正,朝着那张照片,敬了个礼。
第二件,讲台。这一件,用我一辈子的方式销。
我今年毕业,没留在芜湖,也没去公司。我报了西部计划,现在在云南一个县中教书。报到那天,行李里最重的,是高远那个硬盘,三十六节课。
九月开学,我给初一(3)班上了第一堂语文课。我没有自己讲。我在讲台上摆了一束花,跟娃娃们说:“同学们,今天这堂课,不是我讲。是我一个兄弟给你们讲。他叫高远,他是老师,比我先当上的。”
我按下了播放键。屏幕上,病床,病号服,一个瘦瘦的、戴着毛线帽的年轻人,对镜头微微一笑,说:
“同学们好,我是高老师。今天这堂课,我们讲《背影》。”
教室里安安静静的。四十多个娃娃,看着屏幕里那个跟病魔抢时间录完三十六节课的高老师,一节课,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说小话。下课铃响了,前排一个小姑娘举手,问我:“老师,高老师现在在哪儿?”
我说:“高老师在很远的地方,但是他托我告诉你们,这三十六节课上完,你们每个人,都算是他教过的学生。”
小姑娘想了想,说:“那我们班,能不能叫高远班?”
我说,能。
七
今年教师节前一晚,我坐在云南学校的宿舍里,写下这些。
高远的娘,我们哥仨轮着照应,逢年过节都有人回利辛。他的角膜,医方后来辗转告知,一位受捐者是皖南一个上初中的孩子。我收到这个消息那天想:高老师这双眼睛,如今真的在替他,看着娃娃们念书了。
芜湖那边,母校把他入学报到的照片和那张病房里的学士服毕业照,一起放进了院史馆的展柜,标签上写着他论文里的一句话:“走出大山,回来大山。”
标题里说,他带着遗憾与不舍离世。我今天把这篇文章写完,想替他把这个说法,改一改。
遗憾,是有的。四条清单,他活着的时候,销了一条半。剩下的,一条,我们捧着他娘去了北京;一条,我在讲台上替他上着;还有那半条,一只千纸鹤,替他说完了。
不舍,更是有的。他不舍他娘,不舍讲台,不舍那三十六节课没来得及讲完的后半部,不舍这个他拼命想回去的、普普通通的人间。
可是我想让所有为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惋惜的人知道一件事:
他走的前一晚,跟我说“别的,我都挣着了”的时候,是笑着的。一个从皖北农村一路念出来的人,二十二年里,他把一个“人”字,写得比很多写了七八十年的人都端正——他对得起书,对得起娘,对得起那一教室还没见过面的学生,对得起全校园为他凑的那些带着体温的钱。
老天爷给了他二十二年的长度。
可他给这二十二年的温度,我们全班、他娘、那三十六节课、还有初一(3)班四十多双眼睛,得用很多很多年,才还得完。
高老师,教师节快乐。
你班里这学期期中考试,语文平均分,全年级第一。
你没挣着的那几个遗憾,我们都在替你,一样一样地,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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