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宴的入口摆着一张长桌,坐着签到的人。
罗兰今年九十岁了,走进来的时候步子不太稳,陈百祥伸手把她搀住,一路扶到胡枫旁边坐下。
闪光灯闪了几下,他松开手,往后退了半步,脸上的笑还挂着。
记者把麦克风递过去,问他前几天那番话惹了那么大动静,TVB高层有没有打电话来。
他连半秒都没停。
“打电话给我都没用。”
他说,“它连我个人的工资都付不起。”
那是二零二六年十一月十号的晚上,尖沙咀,EYT友好会联欢晚宴。
到场的都是《欢乐今宵》年代的老面孔,胡枫、罗兰、卢海鹏、余慕莲,一屋子七八十岁的人,坐在一起像一张褪了色的旧节目表。
陈百祥七十五岁,穿得整整齐齐,站在镜头前,把一句本来可以咽回去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吐了出来。
他说的不是气话。
接下来那几分钟,他像在报账。
“我做司仪现在的工资等于一部电影。你知不知道我一个show就等于我从前的电影?我在TVB是第一位的。”
这句话的分量,要放回他那个年代才听得懂。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陈百祥在电影里演祝枝山、演多隆,在录像厅和盗版碟里被内地观众认了几十年。
同一段时间,他在TVB主持《运财至叻星》,全年平均收视三十点,最高冲过四十二点,一个游戏节目把戏剧档蝉联了十周冠军。
那个时候的“一部电影”,不是一个小数目。
他把这个数目和今天TVB付得起的司仪酬劳放在一起,意思很直白:不是他贵了,是那头已经不在同一个价格体系里了。
有记者问,你不怕旧东家不高兴?
他反问:“我为什么要怕他们生气?我讲事实而已。”
停了一下,又补一句,“我想帮它,怎么会生气。我就是这样提醒一下,鞭策一下。”
鞭策这个词从他嘴里出来,带着一种老臣子的固执。
他不是没在TVB待过。
他在那里从演员做到王牌司仪,大型晚会站中间的那个位置,一站很多年。
他见过TVB最风光的样子,所以才把今天的样子说得那么不客气。
“现在TVB是小公司来的。你讲现在它的市值是九亿。”
他拿腾讯比,“人家两万亿、三万亿的公司,跟你一间小公司合作,你才有机会。”
九亿。
这个数字在财经版上是一条安静的行情,在陈百祥嘴里变成了一把尺子。
他用这把尺子量TVB,也量整个香港娱乐圈。
“香港这些公司,简直没有一间超过一百亿的娱乐公司。”
然后他说了一句很难听、但很难反驳的话:“TVB的黄金时代,是国内学我们;现在我们是港灿来的。”
“港灿”两个字,从一个在港娱黄金年代里吃过红利的人口中说出来,不像骂人,更像一个人站在自己旧屋的废墟上,指着地基说,你们看,这里以前是客厅。
他没有停在市值上。
他把话题往下拽,拽到一件更具体的事:慈善筹款节目。
几个月前,保良局周年慈善晚会,TVB高层乐易玲就在场。
陈百祥照样把话摊开:保良局2026年的大型筹款已经不在TVB做了,改在红馆办演唱会,叫《SHINE ON! 保良慈善演唱会2026》。
他说的“旧年已经唔用TVB”,翻查记录不完全准确,2025年的《星光熠熠耀保良》还是保良局和TVB合办直播的,但2026年确实转了方向,红馆那场演唱会的制作名单里没有TVB。
他不在乎措辞准不准,他在乎的是那个趋势:电视台不再是慈善机构唯一的大喇叭了。
那场演唱会他请了刘浩龙,请了菊梓乔。
靠什么请?
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刷人情卡。”
上一场他请李克勤、钟镇涛,也是他一个一个打电话叫的。
“我叫他们都不知道多开心。我和TVB身份怎么同?因为我们是朋友关系。”
这里藏着一条很旧的逻辑。
在TVB还是唯一那扇门的时候,艺人上电视是领机会,不是给面子。
现在门多了,甚至门本身不那么重要了,一个七十五岁的人靠私人交情能把人凑齐,电视台的招牌反倒凑不齐。
陈百祥说的不是自己面子大,他说的是那个招牌已经不值钱了。
记者问他,大牌为什么请不动。
他没有把账算在TVB头上。
至少不全是。
“不是请不起,人家现在不是为钱。”
他说,“你觉得大卡士哪个肯来?你给得多少钱?”
然后举了两个名字:“你觉得郭富城会不会回来做?不收钱?你觉得张学友会不会回来做?不收钱?不会嘛。”
这句话听起来像在替TVB开脱,其实是把刀往更深的地方捅。
TVB培养过这批人,郭富城、张学友都是从电视城的录影厂里走出去的。
但人走出去了,价格也走出去了。
一个顶级艺人的身价到了六位数、七位数、八位数,TVB给不起,慈善机构也给不起,这不是谁小气,是那张价目表已经和电视城的预算表不在同一个世界里了。
陈百祥说“这个很正常”,语气平静得近乎冷酷。
正常,意思就是不可逆。
他自己就是那个“不可逆”的活样本。
离开TVB之后,他带队去内地踢球。
二零二五年十月他跟明报算过一笔账:无綫收视二三十点,百来万观众;他带队出赛,多个平台播放,逾十亿人看。
文汇报同月的报道里,他直接说个人收入比当年在TVB时多出二十倍。
后来他在采访里提到直播,说站在那里说几句话,一场的收入超过八位数,他自己用的词是“天文数字”。
把这些数字摆在一起,他那句“TVB付不起我”就不再是一句赌气的话。
它不是“我涨价了”,是“你们的计价单位已经不是我用的那种了”。
但你要是以为他只是在炫耀,又看浅了这个人。
他炫耀的方式里有一种很奇怪的天真。
他反复强调“我在TVB是第一位”,反复提三十点收视、提自己把广告和收视拉起来几十个百分点。
他像一个把旧奖状压在玻璃台板下面的人,每次跟人吵架都要把台板掀起来指给对方看。
他真正在乎的不是那部电影的片酬,是那个“第一位”的位置曾经真实存在过。
现在位置没有了,他就用嘴巴把那个位置重新画出来,画在所有人面前。
晚宴散场之前,有人问他,愿不愿意回去帮TVB救市。
他笑了一下。
“救不到。请不起我。”
这句话可以当玩笑听,也可以当结论听。
陈百祥从来不是曾志伟。
曾志伟回了TVB,坐进总经理的办公室,管综艺、管音乐、管一摊子亏损的账。
陈百祥走的是另一条路:球队、直播、内地、一场一场的商演。
他提起曾志伟的时候,话里不带恨,甚至带点老友之间的不客气:“他进TVB不是因为电视有得做,他进TVB只是想炒了余咏珊。”
他把曾志伟的选择解释成一个人的私事,而把自己的选择解释成对时势的判断。
两个人从同一个EYT的走廊里走出来,一个回去修房子,一个站在房子外面说这房子不值钱了。
谁对谁错,那晚的酒楼里没有人接话。
他离开的时候,记者们还在低头看手机,传他刚才说的那些话。
九亿,一部电影,港灿,请不起。
每一句都够做一条标题。
陈百祥往门口走,步子不快。
他七十五岁了,不用再赶通告,不用再站在台庆的C位等司仪稿。
他刚才站过的那个位置,旁边是九十岁的罗兰,再过去是坐轮椅来的余慕莲,一屋子旧同事,笑的笑,拍照的拍照,好像他刚才只是讲了一个很长、很冷的笑话。
他走到门口,没有回头。
外面是尖沙咀的夜,车流声灌进来,把身后酒楼里的喧闹盖掉了一半。
他钻上车,门关上,尾灯亮了一下,混进弥敦道的车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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