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中院对“花坛藏尸案”的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都有值得展开分析的地方。以下从几个关键维度来谈。
先说案件的基本脉络:1997年初,陈某芬为逃避4万元债务,向丈夫杨某根提议杀害债权人吴某萍,杨某根同意。陈某芬假意还钱将吴诱至仓库,杨某根趁吴清点钱时扼其颈致死亡,当夜二人趁天黑无人之际将尸体埋于楼顶花坛。
此后,陈某芬长期伪造身份证件、偷越国(边)境,隐匿28年,直至2025年楼顶施工时白骨被发现而案发。
发现尸骸现场
看了宣判视频,我认为:
一、陈某芬死刑立即执行、杨某根死缓的量刑差异,核心在于“罪行极其严重”基础上的“是否必须立即执行”
我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缓。
本案两人均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程度,但法院在“是否必须立即执行”上作出了区分。
· 陈某芬:法院认定其归案后对主要罪行未如实供认,动机极其卑劣,虽有赔偿情节但不足以从轻,故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她是杀人犯意的发起者,诱骗行为的实施者,且在归案后试图推卸责任,人身危险性评价更重。
· 杨某根:法院一审认定其有坦白、认罪悔罪态度好等情节,属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故判处死缓。他是直接动手者,但认罪态度构成了法定从宽事由。
这一区分并非否定杨某根的罪责,而是在二人均已达到死刑标准的前提下,依据各自归案后的表现和主观恶性程度作出的个别化裁量。
勘察现场
二、“不区分主从犯”但“作用大于”的表述,并不矛盾
一审法院明确指出“对二被告人不区分主从犯,但陈某芬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处于相对主导地位,作用大于杨某根”。
这一认定的意思是:不区分主从犯,意味着二人均以主犯论处,而非其中一人是从犯。但在共同主犯内部,法院仍需比较各自对犯罪进程的行为的轻重,以此作为量刑精细化的依据。陈某芬提出犯意、制造条件,杨某根实施致命行为,明显前者对犯罪的“启动”和“推进”作用更为关键,这是法院在二人均为主犯的前提下,对陈某芬适用更重刑罚的事实基础。
三、数罪并罚中的“吸收”与“并科”
陈某芬所涉四项罪名,根据刑法第69条,数罪中有一罪判处死刑的,主刑采用吸收原则,只执行一个死刑,不再执行其他主刑;但附加刑即罚金仍须合并执行。
所以判决书上表述为“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七千元”。
尸骸身份比对
四、28年后仍可追诉,法定最高刑为死刑不受追诉期限限制
两人作案时间是1997年,至2025年发现尸骸已逾28年。
刑法第87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期限为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故意杀人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本案在程序上经过了相应的核准,符合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进入审判程序。
28年的隐匿本身虽不构成独立罪名,但陈某芬长期伪造身份、偷越国边境的行为,恰恰成为法院评价其逃避法律制裁主观恶性深重的重要原因。
这份判决在二人均属主犯、均达死刑标准的前提下,以归案后的认罪悔罪态度和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作用为轴,区分了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同时对数罪并罚规则和附加刑合并的处理清晰准确。
判决体现了我国死刑政策中的“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的原则,并非“杀了人就必须立即执行”,而是在最严重的罪行中,进一步甄别“必须立即执行”与“尚可给予出路”的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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