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夏天,北京中南海,毛泽东邀请来京参加会议的周谷城游泳。多年未下水的周谷城站在池边,没有急着换衣入水。毛泽东见状催他下去,他却笑着说:“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一句话说完,两人都笑了起来。

这场游泳看似寻常,却藏着两位故交几十年的人生交集。毛泽东爱游泳,常把水中的片刻当作思考和休息的时间;周谷城则是著名历史学家,平日沉浸于典籍、史论和学术争鸣。一个从革命道路上走来,一个长期守着书斋,却始终保持着坦率交谈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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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相识,和湖南的师友关系有关。周谷城1898年出生于湖南益阳,自幼家境清寒,却很早显露出读书才能。后来,他先后受教于袁吉六、杨昌济、符定一等人。毛泽东也曾受教于这些师长。袁吉六评价学生时,曾称毛泽东和周谷城分别是自己在不同学校任教时,古文造诣最好的学生。

1921年,周谷城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讲授英文和伦理学。毛泽东也在此任教,两人由师友关系变成了同事。周谷城住处书籍很多,中外历史著作、报刊以及英译本的《资本论》都放在案头。毛泽东看到后,曾半开玩笑地问:“你摆这些书,难道不怕惹麻烦吗?”周谷城回答得很干脆:“怕什么?”

那时的中国,旧秩序尚未崩解,新思想却已不断涌入。两人经常谈论历史、哲学和社会问题,也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周谷城重视学理和证据,毛泽东则更关注思想如何进入现实、怎样转化为改变社会的力量。相同的求知兴趣,使他们有了持续交谈的基础。

后来,两人走上了不同道路。毛泽东投身革命实践,周谷城继续研究历史。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各地,周谷城曾说:“大革命后,我怕死,所以做了学问。”这句话并非自我辩解,而是对个人选择的坦白。学者以著述保存思想,革命者以行动承担风险,处境不同,承担也各不相同。

抗战时期,毛泽东和周谷城曾在重庆再次见面。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的交往逐渐增多,话题也从古代史籍延伸到学术建设和文化政策。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强调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需要不同观点相互讨论,不能把学术分歧简单变成政治判断。

周谷城积极响应这一方针,撰写有关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却受到一些批评和围攻。面对压力,他一度感到孤立。毛泽东听说后,对他说:“有什么了不起的,辩论就是嘛。”这句话并不复杂,却点出了学术争鸣的要害:观点可以交锋,不能因为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就拒绝讨论本身。

有意思的是,周谷城后来在回忆中多次提到,毛泽东并不把朋友之间的谈话变成单方面训诫。两人谈《离骚》,谈《汉书》,也谈史学研究的方法。周谷城有自己的判断,并不因为毛泽东地位显赫,就放弃独立思考。毛泽东欣赏的,恰恰是这种有学问、有主见的朋友。

游泳结束后,毛泽东曾拿出《汉书》,谈到赵充国。赵充国平定西羌时,主张采取屯田、安抚与军事行动相结合的办法,起初赞成者很少,反对者很多。毛泽东借此说明,正确意见未必一开始就得到多数支持,能不能经受住质疑,往往要看实践结果。

这段谈话与周谷城当时的处境自然相连。毛泽东没有直接替他作结论,而是借古人的遭遇说明一个道理:学术问题需要证据,政策判断需要实践,真正有价值的意见,不能只用一时的声势来衡量。周谷城熟悉史书,自然明白这番话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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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后来还回忆,毛泽东曾谈到社会科学建设,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不可偏废,也希望有人承担更广泛的文化工作。周谷城没有接受某些具体安排,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友谊。君子相交,贵在彼此尊重,既能讨论分歧,也能保留各自的学术道路。

1976年毛泽东逝世,周谷城写下悼念诗文。此后,他仍从事史学研究和社会工作,担任过中国农工民主党领导职务及全国史学会会长。1996年1月10日,周谷城在上海逝世。

周谷城曾说,自己一生从未向毛泽东索要过官职。两人的关系,也没有停留在私人交情上,而是在共同的读书经历、长期的思想交流以及对历史问题的不同理解中逐渐形成。中南海泳池边那句关于“深入浅出”的玩笑,轻松,却恰好写出了这段交往最可贵的一面:有分寸,有锋芒,也有不必多言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