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大渡河畔，红军先遣队一昼夜强行军140多里，在安顺场突然袭取渡口，缴获了河面上唯一一条木船。17名勇士冒着炮火强渡成功，在对岸撕开了一道口子。可船少人多，追兵在即，光靠一条船渡河，主力根本走不了。72年前，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是在这个地方全军覆没的。蒋介石给"追剿"军下了电令：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结果呢？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了大渡河。
这不是天意，1934年11月底，红军8.6万人进抵湘桂边界。蒋介石调集30万兵力，在湘江以东布下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想把红军"包围全歼于湘江东岸"。红军苦战七昼夜，渡过了湘江。可出发时的8.6万人，只剩下3万余人。渡过湘江还不算完，红军原定北上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已经识破了这个意图，在湖南、贵州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设下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巨大的"口袋阵"，等着红军往里钻。
他甚至在日记里写：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红军长征史专家胡群松后来评价，"通道转兵"是一项实事求是的决策。1934年12月12日，中央几位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开了个紧急会议。毛主席提出：原定去湘西的先机已经丢了，必须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当晚7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命令全军13日西进。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正式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的方针，确定"在川黔边地区，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刘伯承在《回顾长征》里写过一句话：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通道、黎平、猴场、遵义，四个会连成一条链子。1935年1月，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解决了眼下最急的军事路线问题。就是从这一步开始，红军才慢慢有了把敌人留下的缝隙变成生路的能力。遵义会议后，蒋介石调集嫡系和西南各省地方部队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进逼。
红军以3万余人对40万国民党大军，土城一战，因为情报有误，川军兵力远超预估——红军陷入被动，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蒋介石手里是绝对的兵力优势。他犯的错是想在川、黔、滇边境这个狭小地域里，一次性解决红军。红军一渡赤水后佯装北上，引诱敌军向川南集中。二渡赤水，回师遵义，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蒋介石急调各路大军向遵义合围时，红军又三渡、四渡赤水，在敌军重兵集团的缝隙里来回穿插。最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当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红军趁滇军东调、云南空虚，直插云南，5月初抢渡金沙江，跳出了40万大军的包围圈。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上周朱毛股匪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我军各部迟滞呆笨，被其玩弄欺诈，殊为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后来总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
195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打了个比方：毛泽东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巧渡金沙江后，红军来到大渡河。这条河"漂石立碎，舟楫难存"。1935年5月24日夜，红军先头部队袭占安顺场渡口，歼敌两个连，缴获渡船一只。次日，红一团第2连17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强渡成功，登上北岸，夺取渡口。
可渡河工具还是不够，全军只有3只木船，最多坐40人，往返一次要几十分钟。几万大军靠这几条船渡河，一个多月都渡不完。而追兵最多5天就会赶到，中央果断决定，夺取上游的泸定桥。红四团接到命令时，距泸定桥还有320里。对岸的敌人也在往泸定桥增援。军委的电报从"十万火急"变成"万万火急"：原定三天的路程，必须一天走完。
那是个雨夜，对岸增援的敌军点起了火把，红四团领导灵机一动，下令部队也点火把，伪装成敌军番号。两岸像两条火龙竞速。后来对岸的敌人累得宿营了，红四团还在往前走。一昼夜240里，5月29日清晨赶到泸定桥。桥上的木板已经被抽掉，只剩13根碗口粗的铁索悬在河面上。22名突击队员冒着弹雨，攀着铁索往对岸冲。快接近桥头时，敌人把拆下来的木板堆在城门上点着了火。突击队员冲过火海，占领了桥头。
打完泸定桥，红军千军万马从桥上越过了天险大渡河。蒋介石的计划破产了，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但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拒绝北上，坚持南下，9月另立"中央"，红军面临分裂甚至内战的危机。毛主席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部队正在松潘等要道上构筑碉堡和壕沟，张开大网等着红军。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红军错失了迅速通过松潘北上的战机，被迫走入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松潘大草地。走出草地后，前面是腊子口。国民党军队在这里重兵设防。正面强攻屡次受挫后，红军发现山顶布防空虚，组织突击队从绝壁上攀爬迂回到敌军碉堡上方，用手榴弹从侧后发起攻击，一举攻克天险。
腊子口一打开，红军进入了甘南的开阔地带。可去哪里，仍然没定。长征途中，中央已经七次变更过落脚点。1935年9月18日，红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出发前，毛主席特意交代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想办法找一些近期的报纸、杂志，为中央带回"精神食粮"。
侦察连在哈达铺收集到一批报纸，毛主席从一张《大公报》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部红军和根据地活动的消息。据亲历者回忆，他高兴地称赞侦察兵这次"把刘志丹根据地给'抓'来了"。9月22日，毛主席在哈达铺召开的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正式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国军对陕甘苏区发动了"围剿"。直罗镇一战，红军歼灭敌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红军有了一个可靠的立足点，但事情的走向还没完。
1935年10月至11月，东北军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连遭重创，不到三个月折损近三个师。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补充弹药、抚恤阵亡将士，蒋不但不给，反而趁机取消了两个师的番号。张学良晚年说得直白：中央完全想利用地方的这种剿共、剿匪这些事来消灭我们。他还有一句话流传很广："我张某人混得不值十万块钱了。"
被俘团长高福源在红军中接受了抗日主张，主动要求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1936年1月，高福源先见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随后张学良飞抵洛川见他。此后，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会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彻夜长谈。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逐步形成了事实上的"三位一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会师。蒋介石迅速调集近二十个师，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聚歼"于黄河以东。胡宗南的第一军孤军冒进，脱离两翼。11月21日至22日，彭德怀抓住这个战机，采取"诱敌深入"，在山城堡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多旅。
这是红军会师后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也是长征的收官之战。这一仗，红军一共歼灭和俘虏国民党军一万五千余人。更关键的是在战役侧翼：东北军王以哲部受统一战线影响，按兵不动，坐视胡宗南被围。山城堡的胜利，既是军事上的，也是统战上的。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回头看这条线索：蒋介石用"剿共"来消耗地方实力派的策略，最终把张、杨推到了红军一边。而红军能在陕北站稳、能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形成"三位一体"，靠的是长征后期那一连串内部变化：路线纠错、领导核心重建、组织整合、统战拓展。
蒋介石后来在半年反省录里写：红军"人数亦杀减十之十以上，然而未得完全歼灭，恐遗后患，是乃学识智虑不精之过"。红军的对手里还有一位张振汉，国民党军中将，1935年忠堡战斗中被俘后跟着红军走完了长征。他多次跟儿子说，翻越雪山时，有好几位红军战士不惜牺牲，把他从困境中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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