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拍价是10万元。报价很快越过30万、50万、100万,现场气氛骤然紧张。一名举着18号牌的男子报出300万元后,又把价格推到500万元。另一名持38号牌的竞买者紧追不舍,680万、800万、1000万,数字不断攀升。

当18号牌喊出1380万元时,现场安静下来。拍卖师连续询问,没人再出价,木槌随即落下。买家名叫宣国宜,时年38岁,是北京海淀温泉乡一处经营场所的负责人。

记者问他:“这对灯笼真值1380万元吗?”

宣国宜回答:“值。它们和新中国一起诞生,不能只按普通灯笼来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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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表示,灯笼将被悬挂在门楼上,供人参观。对这位买家而言,竞拍的并不是两件旧物,而是一段与国家诞生紧密相连的历史见证。

这对灯笼的故事,要从1949年夏天说起。

新政协筹备期间,北平被确定为新中国的首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也提上日程。开国大典准备在哪里举行,曾是一个现实问题。天安门有深厚的历史意义,但当时城楼年久失修,墙面斑驳,周边环境也需要彻底整治。

后来,开国大典地点确定为天安门广场。市民、工人和部队人员投入整修,短时间内清理场地、修缮城楼,整个广场逐渐具备举行大型典礼的条件。

9月,距离大典只剩下不到一个月,华北军区宣传部门开始安排城楼布置。舞美队负责人苏凡接到任务时,时间已经十分紧迫。城楼既要显得喜庆,又不能失去庄严,普通舞台布景显然无法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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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工作交给了肖野和森茂。两人都是有绘画和舞台设计经验的日本友人,曾在中国参加革命文艺工作。肖野原名小野泽亘,早年参加过日本进步美术活动;森茂则曾被强征入伍,后来离开日军系统,转而参加中国的文艺建设。

他们没有把城楼布置成一座普通舞台,而是从中国传统建筑的视觉特点入手,提出在红色廊柱之间悬挂大型宫灯。经过多次修改,最终方案确定为八盏大红宫灯,分列城楼正面。

周恩来看过设计图后,认可了宫灯方案,同时删去了部分过于繁复的装饰。他提出,会场需要喜庆,但更要庄重。这句话,实际上定下了开国大典布置的基调。

难题很快出现了:北京城里找不到尺寸合适的现成宫灯。

苏凡和设计人员四处寻找,连故宫的工匠也表示没有制作这么大灯笼的经验。有人提出:“大的小的,做法总是相通,何不自己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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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住在丰盛胡同的老艺人接下了任务。他带着徒弟登上城楼,准备现场制作。另一位灯笼师傅尹作滨听说这是为新政府成立制作的宫灯,主动提出不要工钱,只求把灯笼做好。

材料陆续运到城楼。绿竹搭骨架,红布作灯面,黑钉固定结构,金黄色流苏负责收边。舞美队员连续忙了三天三夜,困了就在城楼角落短暂休息。肖野和森茂还要完成云头纹样与装饰绘制,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喘息时间。

9月30日,八盏宫灯全部完成。每盏灯高约2.23米,直径约2.25米,重量达到80公斤。灯笼太大,普通搬运方法根本无法悬挂,工作人员只得在横梁上加装铁环,再用绳索固定,才把它们一盏盏升到城楼檐下。

布置并没有因此结束。周恩来检查现场时,发现正门背景上的红布和立体五角星远看容易产生不恰当的联想,要求立即撤掉。那时已是9月30日深夜,苏凡等人连夜返工,直到凌晨才完成调整。

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城楼上的八盏宫灯在礼炮、国旗和人群的映衬下,成为典礼布置中十分醒目的组成部分。

聂荣臻向毛泽东介绍城楼布置时,特别提到设计者是两位日本友人。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曾表示想见见他们。由于典礼事务繁重,这次会面未能实现。

典礼结束后,森茂在日记中写下广场上的人海、旗帜、礼炮和升起的国旗。他与肖野离开天安门时,两人都很疲惫,却对这次工作感到满意。那段经历,成为他们一生中无法替代的中国记忆。

1953年后,肖野和森茂先后离开华北军区文工团。肖野曾在北京郊区学校工作,后来前往武汉,1959年回到日本;森茂则更早离开中国。1979年,田华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日本时,重新见到了两位旧友,并将他们为开国大典付出的往事带回国内。

1994年,天安门城楼进行更新改造,原先悬挂的八盏宫灯被折叠式灯具替代。其中部分被有关单位收藏,另一对进入拍卖环节,便有了次年1380万元成交的场面。

这对灯笼没有被当作普通旧物处理。它们的竹骨和红布,保存着制作工匠的手艺;它们曾经悬挂的位置,则对应着1949年10月1日那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