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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纪录公社 Jilu Commune

以下节选自纪录公社季刊 Vol.03「多向度的世代?」第五篇文章《采访王申:在跨文化的世界里调试非虚构影像》。

全文约7700字,阅读全部文章请进入专题页。

https://jilucommune.com/cn/library/works/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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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申 © Sean Ali Wang

王申,1991年生。本科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后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攻读电影编剧专业研究生,又赴荷兰乌特勒支艺术学院(HKU)完成纯艺术硕士。从电视编导、电影编剧到纯艺术,这条跨学科、跨地域的训练路径,构成了理解其非虚构影像创作的参照系。两部长片《芳舟》(Lady of the Harbour,2017)、《石史诗》(A Marble Travelogue,2021)均获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最佳荷兰影片提名。前者从希腊华人救助叙利亚难民的行动切入,后者追随一块大理石在希腊与中国之间的开采、加工与消费。王申常从人物、物质与空间的微小关系出发,以此来观察全球化、资本流动与跨洲际移民;多点田野式的结构、克制的固定镜头,以及对沉浸式叙事的主动疏离,使他的作品始终在中国经验与世界结构之间保持张力。

也正是这种辗转中荷两地的教育底色,同时面向全球现场的创作取向,让王申在中国青年纪录片创作者中占据颇为特殊的位置。他的拍摄对象早已越出单一国家的边界,创作却始终从中国与东亚经验出发;他借助欧洲公共资金、合制与节展体系完成作者表达,也不断与其中的社会议程和多元视角协商与磨合。本次访谈便从这组双重位置出发,试图理解一位跨文化创作者如何形成自己的影像方法,又如何在不同制度与知识语境中保持主体性。对话从求学迁移和纪录片启蒙谈起,后进入《芳舟》《石史诗》的风格演变、跨文化生活带来的认知变化,以及欧洲与中国创作生态的差异,并延伸至AI时代真实影像的处境与未来创作。透过这场对话,我们得以看见一名游走于多重语境之下的创作者,如何在流动的世界里持续调试自己的镜头与思考。

从编导课堂到欧洲现场:跨越创作的边界

纪录公社:从中国传媒大学到北京电影学院编剧专业,再到荷兰艺术学院学习纯艺术实践,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求学路径?

王申:主要是在2022年,我比较想换一个生活环境。欧洲的艺术电影可以申请公共补助,这类资金并非私人投资,不要求商业回报。欧洲大陆的艺术电影公共资金体系最为发达;南美、中东、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借鉴类似欧洲的体系生产艺术电影。但对于我的情况和身份,长期可持续的进行艺术电影创作可能还是欧洲最优。

那几年,我对当代艺术越来越感兴趣,也意识到我在当下从事非虚构影像创作的话,未来的兴趣可能也会延伸至当代艺术,以及传统电影范畴之外的创作形式与知识体系。如今我已经毕业两年,在荷兰生活了四年,回看在荷兰读纯艺术第二硕士的经历,已经觉得很遥远了。

纪录公社:再回望更早的经历,你大约从什么时候开始,希望将纪录片或真实影像作为主要的表达媒介?有没有什么具体契机?

王申:当时没有太多其他选择,一切比较顺其自然。我从高中开始就很喜欢电影。到了大学,我逐渐明确自己想尝试个人创作;在电视编导的专业框架里,最适合展开个人创作的就是纪录片。当然,现在我觉得纪录片这个定义有些狭窄,更愿意称之为非虚构影像创作。当年我们有DV创作课,老师鼓励大家拍纪录片,我就拍了一些。毕业时完成过一部纪录短片,在一些学生电影节获了奖。那部片子在宁夏拍摄,也算是学生时代的一次远行,后来证明它像一个序曲。此后的两部长片,以及过去三年一直在做的新片,都涉及大范围的跨地域旅行,这也逐渐成为我的职业状态。

纪录公社:谈到最初的学生作品,你第一次拿起摄影机,以观察者的身份进入他人的生活空间或社会现实时,面临的最大阻碍是什么?

王申:纪录片拍摄大多面对即时发生的情境。如果不熟悉这种媒介,或站在摄影机后时还不了解被摄人物、空间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很容易手足无措,因为来不及反应。人物突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或准备做什么,导演都要立刻判断何时开拍,同时调整摄影机;手、眼、脑的配合会让初学者非常慌乱。现在这些已经变成一种肌肉记忆。我觉得自己在真实现场中的反应算挺快的,能够观察到视线范围内值得拍摄的内容,比如人物细微的变化。这是过去十年训练的积累。最初确实很慌张,也不知道该不该在镜头后和主人公说话。这本身是一种风格选择,只是在早期还不明确,需要不断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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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舟》截帧 © Sean Ali Wang

让镜头获得自觉:从《芳舟》到《石史诗》

纪录公社:你刚才谈到风格。在创作过程中,是否存在某些关键节点,让你开始有意识地构建影像语言,形成自己的作者风格?

王申:我的视听风格大概是在创作第二部影片《石史诗》时逐渐明确的。第一部影片《芳舟》比较纪实,除了希望画面不要难看,并没有考虑太多具体的风格。拍摄《芳舟》的那些年,我逐渐把自己向职业纪录片导演的方向规划,也开始观看和吸收更多世界范围内的经典与当代纪录片。

世界各地的纪录片形态多样、风格各异,我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在这方面建立自觉。就像剧情片导演课上讲的,画面内外的每一个细节都应纳入考虑,不该完全出于无意识。当时我受到一些奥地利、俄罗斯、荷兰等国纪录片的影响,开始尝试用较为静态的固定镜头,把人物置于更大的空间中。这是视听层面的风格,而作者性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导演往往都有一以贯之的作者性。至少《芳舟》和《石史诗》这两部长片都在处理中国、中国人与世界之间的某种关系。具体来说,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中国与世界的新关系。

我一直在中国90年代以来渐入全球化的语境中捕捉跨文化的命题。正在拍摄的新片在意大利已经发展了三年,依旧涉及华人移民、中国制造业及其他族裔关系。从这个层面看,三部作品之间存在承继关系,也呈现出比较明确的作者性。

纪录公社:你在创作过程中接触了许多海外的、多样化的作品。有哪些作品或创作者曾对你产生重要影响与启发?

王申:准备《石史诗》时,给我带来很大震撼的一位导演是伦纳德·雷特尔·埃尔姆里奇(Leonard Retel Helmrich)。他是一位印尼裔荷兰导演,拍摄了“印尼三部曲”,其中最著名的是《群星之间》(Position Among the Stars)。他的拍摄风格与我的电影完全不同,但让我震撼的是,他竟然能在纪实状态下进行如此复杂而有趣的场面调度。其他对我有影响的导演还有俄罗斯的维克多·科萨科夫斯基(Victor Kossakovsky)、奥地利的尼古劳斯·葛哈特(Nikolaus Geyrhalter)和智利的帕特里克·古兹曼(Patricio Guzmán)。刚开始接触纪录片时,我观看的大多是上一代中国独立纪录片高峰时期的作品,那些导演当然也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近几年,影响我的作品不再局限于纪录片或传统电影领域。过去三年,我在意大利拍摄新片,创作方法与《石史诗》相比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对我来说,每一部作品都帮助我完成了某种一直想实现的构想。《石史诗》具有明确的视听风格,场面调度、剪辑和声音设计既达到了一定的工业标准,也有遵循了一种美学态度。到了下一部作品,我不会再执着于只完成这一个构想。虽然我依然重视视听语言,但也想实现新的野心,比如纪录片所能呈现的个体与社群、人与城市的关系。

这些角度在人物驱动的传统电影中未必需要特别发掘。但社群性、集体性和非人视角在人类学和当代艺术中,有大量相关的讨论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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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史诗》海报 © Sean Ali Wang

当此岸与彼岸对调:跨文化生活与结构观察

纪录公社:走向海外、接触更广泛的影像与艺术实践后,你对纪录片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王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对纪录片的认识很浅,停留在现实主义层面,认为记录和跟拍就是纪录片的全部。这是在本科和硕士初期、正式开始第一部纪录片创作之前。第二阶段,我开始对那些在工业标准之上建立艺术风格的世界性纪录片感兴趣。当时我住在北京,但第一部影片的绝大部分工作是在希腊和荷兰完成的,让我有了更多接触世界纪录片作品和行业的机会。当然,作为一个在中国成长了三十年的创作者,我的问题意识和社会关切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

第三阶段发生在人真正搬到国外之后,这是一次质变。31岁做出的这个决定,是我人生真正的第一个分水岭。虽然身边也有许多中国朋友,但日常生活主要使用英语;在我的知识输入中,英语内容的比重逐渐上升,现在肯定已经超过一半。我原以为自己对西方语境,以及舆论场中的讨论和博弈已经相当了解,但四年后回看,才发现当初的理解比起现在还是粗浅很多。拍摄具有文化比较视野的纪录片时,出国前主要采用中西对比、镜像式的角度;真正进入多元文化语境后,思考则转向散点、去中心式的文化多元主义视角。世界的结构在我心中变了。

西方内部极其复杂。如今的欧洲早已是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其内部嵌套着无数个南北和东西问题的分形,不能铁板一块地去概括。这是我过去几年游走在阿姆斯特丹、托斯卡纳、巴黎、柏林等地的真切感受。

一个事实是,欧洲处于全球人口流动的下风向,汇聚了抵达高端或低端全球化尽头的人们。因此在这里的日常生活会和全世界的人们产生直接交集:买便宜的肉会去土耳其人开的店,载你的出租车司机是摩洛哥人,上下左右邻居的装修都是波兰人包办的,而家楼下的印度餐厅高几率是巴基斯坦人开的。这是在中国很难获得的经验。

世界就在附近。全世界的事,也发生在附近。重大事件变得不再遥远。新闻标题中重大事件所涉及的国家,可能正是邻居的故乡、朋友的故土。饭后在自家社区遛弯,巴勒斯坦、乌克兰、亲巴列维的波斯旗都挂在那里。挪用鲁迅的话,和我有关的,变成了无穷的附近,同城的人们。长期沁润在这种环境中,让我内心的世界主义更被充分动员了起来。

纪录公社:回到创作本身,“中国青年导演”“跨文化创作者”等标签,是否为你带来过某种预设的压力或红利?

王申:国内具有跨文化面向的作品比例确实不高。这很正常,因为中国是一个体量巨大的国家,有大量内部事务需要处理。出国之后,我也越来越能体认许多中国导演的聚焦中国社会的现实主义路线。

我的创作题材跨文化,但放在世界语境中,这几乎算不上一个需要特别强调的标签。在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的语境中,几乎所有作品都是跨文化的,几乎所有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电影也都或多或少涉及文化身份。因为这是当代生活的常态,远不限于欧洲、北美。走入一家摩洛哥直布罗陀海峡边的法语书屋,或圣保罗日本街的寿司店,跨文化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发生着。

而我现在觉得在体量巨大的单一社会中,创作不涉及跨文化议题也很正常。世界各地的创作者因身处不同的时代与社会现实而作出不同选择,这是很自然的。

纪录公社:当你身处跨文化社群进行创作时,会先处理具体故事,还是先处理需要阐释的社会结构?比如《石史诗》更强调结构意识,再由结构进入具体素材。面对大量碎片化素材,你如何在工作阶段建立自己的观察框架?

王申:我比较依赖结构性思考来建立核心表达,这依赖某种知识体系,而不是只凭第一手的生活经验。但创作激情的维持仍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直觉和感受。《石史诗》是一部具有鲜明社会政治经济学色彩的作品,长期牵引我不断拍摄的,却是对某种直观审美体验的追求。例如,观看当代摄影图册或他人的纪录片作品时,我会获得强烈、直观而感性的审美体验,并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具有类似审美感受的声画。这并非完全出于理性思考。

现在的新片涉及更多人物,他们的文化背景也完全不同。要在城市中找到合适的人物,我需要先预设一种结构性表达。过去三年,我与人物保持紧密联系,见证了他们人生的变化。新片或许更传统,也更少观念化,因此包含大量经验主义的内容:具体生活中人物偶然、灵动的细节。

纪录公社:个体经验难免会被编织进宏大的政治经济结构。你如何通过创作,尤其是视听语言,避免个体经验沦为概念的注脚?

王申:对不喜欢《石史诗》这种思维方式的人来说,这个角度确实构成了批评这部影片的一个论点。我在新片中对此作了调整。这也与题材性质以及影片构思的原点密切相关。

新片的核心构思,是通过几个不同社群的个体,折射一个尺度更小的结构——一座城市。当然,这座城市也能折射当代意大利或当代欧洲的诸多面向,成为一处微缩景观,但它的结构尺度不像《石史诗》那么大。在这样的框架下,人物鲜活的一面需要得到更多呈现。人物也会自然地为影片带来生动的细节和生活质感。导演看似控制一切,但实际上,正是人物提供的这些内容撑起了影片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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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史诗》截帧 © Sean Ali Wang

以上为本文部分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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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03

ARTICLE 05

多向度的世代?

Multi-Dimensional Generation?

00

导言:多向度的世代?

主编:尚争妍

01

采访孙红云:从黄金时代到复调的微观时代,中国纪录片创作群体的生态重构

撰文:shang

02

采访周浩:“打开五官,去和世界发生连接”

撰文:刘三扬

03

采访章梦奇:从身体到影像,从剧场到村庄

撰文:滕腾

04

采访陈东楠:纪录片发生在视角无法重合之处

撰文:同泽

05

采访王申:在跨文化的世界里调试非虚构影像

撰文:丁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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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采访李蔚然:撕掉标签,在虚实之间不断拼凑自我

撰文:洪滔

07

采访杨潇:穿过边界重新理解电影

撰文:谢来我

08

采访柯永权:告别与折返——创作者何以需要共同体

撰文:洪滔

09

采访陈加役:当一棵树走向她的森林

撰文:黄景怡

10

采访秦博:风浪里捞鱼,需要在规则内腾挪

撰文:李溢知

制作团队

总策划:洋

主编:尚争妍

执行统筹:涵子 素瑶 洪滔

视觉设计:家诚

社交媒体传播:洪滔 家诚

采访王申:在跨文化的世界里调试非虚构影像

季刊Vol.03|《多向度的世代?》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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