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通投标类刑事案件中,很多涉案企业的普通员工,只是按照上级安排完成工作,并不知晓整体行为涉嫌违法,却被一并纳入刑事追责范围。宁波这起串通投标案件,就体现了这类共同犯罪案件中,区分参与层级、主观认知的辩护思路。
案件当事人王某倩在侦查阶段被刑事拘留,家属委托辩护人后,律师第一时间安排会见,向当事人核实岗位权责、工作内容,厘清其在涉案事项中的参与程度,没有局限于公诉机关初步拟定的罪名方向,从日常工作安排入手,逐项核查被指控行为的细节。
在卷宗梳理过程中,通过核对数百份书证、签字记录、文件流转记录、资金台账,发现标书报价统筹、联系投标单位、保证金调配等串通投标的核心环节,均没有王某倩参与、签字的记录。她只负责公司安排的基础性事务,用章行为也是按照上级指令执行,没有独立决策权,也没有从中获取违法收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她清楚整套业务属于串通投标,也不存在伪造印章的主观故意。
基于该事实线索,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结合全部证据,就当事人的参与程度、行为定性和检察官多次沟通,提出当事人属于共同犯罪中的从属人员,没有主动策划、推动违法活动,同时提交坦白、配合调查等从轻情节的证据,成功为当事人办理取保候审。
案件开庭审理时,公诉机关同时指控王某倩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辩护人结合同案被告人供述、公司岗位文件,向法庭还原事实:当事人事前没有参与共谋,事后也没有分得违法利益,仅仅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完成辅助性工作,属于从犯,不存在情节严重的加重情形。
案件审理期间,部分同案被告人死亡,法院依法对该部分人员终止审理。对于其余被告人,法院综合各人参与程度、主观恶性、悔罪表现等因素作出量刑,最终对王某倩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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