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年,洛阳,前蜀末代皇帝王衍被押进府中。等候他的不是赦免,而是一杯毒酒。几年前,他还是成都宫城里的主人;此刻,前蜀宗室却成了后唐看押的俘虏,家国兴亡被压缩在一纸诏令之中。
王衍的母亲见宦官捧酒而来,怒斥道:“吾儿以一国迎降,反以为戮,信义俱弃!”这句话,说出了前蜀覆亡最刺眼的地方:王衍选择投降,本想保住宗族,结果却没能换来安全。
这个结局,与王衍的父亲王建形成了强烈反差。王建一生从底层闯出,靠的是判断、狠劲和长期经营;王衍接过帝位时,手里已经有现成的宫殿、军队和疆土,却没有继承父亲那种应对乱世的警觉。
王建年轻时并非名门之后。《新五代史》称他“少无赖”,曾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生。这样的出身,在唐末并不罕见。朝廷失去控制,地方兵乱不断,许多人不是被迫拿起刀,就是在刀口下寻找活路。
王建后来投身唐军,参加平定黄巢起义的战争。黄巢军攻入长安后,唐廷仓皇奔逃,王建因护驾有功,逐渐进入皇帝身边的权力圈。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与宦官田令孜的关系。
田令孜深受唐僖宗信任,王建则极力依附于他。史书中的“义父义子”,并非单纯的家庭关系,而是晚唐政治中常见的利益纽带。田令孜替王建提供机会,王建则用军功和忠顺回报,两人很快形成了相互利用的同盟。
唐僖宗逃往兴元时,王建负责护卫。军旅途中,王建能够贴近皇帝,获得了其他将领难以相比的信任。有人甚至记载,唐僖宗夜间难以入睡,常要王建陪在身边。这样的亲近,使王建拥有了进入西川、经营蜀地的资本。
但王建真正展现手段,是在西川局势混乱之后。陈敬瑄担心他坐大,先拉拢,后防备,态度反复。王建抵达鹿头关后,发现对方不肯兑现承诺,便转而进攻,占据汉州,并借助顾彦朗的力量逼近成都。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军事冲突。王建很清楚,谁掌握蜀地,谁就拥有相对封闭的地理屏障。蜀道一旦控制在手,中原政权的命令便很难真正落地。王建借唐昭宗之名讨伐陈敬瑄,实际上也在一步步把朝廷的名义变成自己的工具。
成都被围后,田令孜曾站在城上质问王建:“你是我的义子,怎么到了今天这步田地?”王建回答:“军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讨不受代者,天子命也。”话说得仍有礼数,行动却没有停下。后来田令孜出城投降,王建还是将他和陈敬瑄处死。
从此,王建掌握西川,又吞并东川,逐渐控制四川大部。唐朝名义上仍在,蜀地却已经成为王建的独立地盘。904年朱温杀唐昭宗,次年又迫使唐哀帝禅位,王建不再等待,公开打出反对朱温的旗号,于907年在成都称帝,建立前蜀。
王建称帝时,已经六十岁上下。这个年纪,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并不算年轻。他从市井人物到藩镇将领,再到割据一方的皇帝,确实走了很长一段路。前蜀的根基,正是在一次次战争、兼并和权力交易中搭起来的。
可惜,王建没有把这种能力完整传给王衍。918年王建去世,王衍继位,年纪不大,缺少亲自征战和处理军政的经历。宫廷生活使他更在意排场与享受,对军队、民政和边防的关注却不断减少。
前蜀并非没有实力。四川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成都又是西南重镇。问题在于,地形可以挡住外敌,却挡不住内部松弛。王衍任由近臣掌权,军政逐渐失去章法,朝廷上下习惯了安逸,等到后唐大军逼近时,已经难以组织有效抵抗。
925年,后唐庄宗李存勖派军进攻前蜀。前线接连失利,王衍惊慌失措,很快决定出降。前蜀从建立到灭亡,不过十八年左右;王建经营半生留下的江山,在王衍手里迅速失守。
投降后,王衍与前蜀宗族被押往洛阳。按常理说,主动归降应当换来一条生路,但五代政局反复,皇帝和宗室之间缺少稳定信任。926年,后唐内部动荡,李存勖担心王衍等人成为潜在威胁,于是下令诛杀前蜀宗族。
一杯毒酒,终结了王衍的生命,也终结了王建一脉在蜀地的政治存在。王建靠六十年拼搏建立的基业,没有毁于一场单独的战役,而是败在继承者对权力、军队和危机的轻视之中。王衍接过的是皇位,失去的却是守住皇位所必需的能力。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