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天津,阮啸仙接到中央关于改建党组织的指示。摆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份普通的人事安排,而是一张屡遭破坏、急需重新接续的组织网络。此时的河北,地下交通线反复中断,许多干部被捕,省委书记更换频繁。

河北党组织的早期历史,不能只看一串名单。顺直省委、河北省委,以及抗战时期相继形成的各区党委,名称在变化,工作区域也在调整,但它们面对的共同处境十分严峻:秘密活动、白色恐怖和组织内部的复杂局面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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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在天津建立。这里的“顺直”,大体包括当时的北京、天津和直隶省部分地区。彭述之成为第一任负责人。他有留苏和北京大学学习经历,也曾参与党的早期宣传工作。

但到了1928年,彭述之因参加托派组织,被开除党籍。此后,他长期在党外活动,晚年流亡海外,1983年11月28日在美国病逝,终年88岁。早期革命队伍中的分化,由此留下了明显印记。

彭述之后,刘伯庄、朱锦棠先后主持顺直工作。刘伯庄曾在北京从事青年和党务工作,后来因政治主张及参加托派组织受到处分,1947年在重庆病逝,年仅52岁。朱锦棠出身工人,曾在安源和湖南从事工人运动,1934年因上海组织遭到破坏、长期失去联系而脱离组织,1966年在湖南去世。

接下来的几任,命运差异更大。王藻文因不满组织处分,于1928年叛变投敌,次年受到惩处。韩连会被捕后经不起利诱,走上了叛变道路,1949年后被人民政府审判处决。卢福坦曾是党内重要干部,1934年叛变后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被捕,1969年去世。

这五个人,正是通常所说的“31任书记中5人叛变”中的代表。不过,早期党史统计会因机构名称、任职重叠和时间口径不同而有所差异,不能把所有书记简单归入同一张表格。比如施滉曾两度主持河北工作,阮啸仙也曾先后负责顺直和河北党务。

1930年12月,中央决定正式改建河北省委,阮啸仙承担了重建任务。与此前频繁遭破坏的局面相比,这一阶段更强调恢复交通、整顿组织和重新联系基层。殷鉴、徐兰芝、马辉之、施滉等人,先后参与其中。

殷鉴于1931年被捕,长期关押在北平宪兵司令部监狱。面对酷刑,他没有投降,1936年获释,次年在北平病逝,年仅33岁。施滉也在北平被捕,1934年春于南京遇害,终年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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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辉之的经历则完全不同。他曾被捕入狱,1936年获救后继续工作,抗战时期负责冀热辽地区党务,解放战争中又参与晋察冀边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等职,1994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高文华在河北、湖南等地长期从事组织和工运工作,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承担过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水产、轻工业部门领导,1994年1月24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对这些幸存者而言,地下斗争并没有结束于某一次改组,而是转入了更大范围的战争和建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河北党组织再次调整。原有省委被分成平汉线、保属、冀中、冀南等区域,以便适应敌后斗争需要。张君、鲁贲、黄敬、李菁玉等人分别承担不同地区的工作。

鲁贲长期负责群众工作,1940年5月18日在山西繁峙遭日军袭击牺牲,年仅28岁。黄敬在冀中坚持多年,后来参加华北财经和工业工作,1958年2月10日因病在广州去世,终年46岁。

冀东后来归冀热辽区党委领导。李运昌、张明远、李楚离相继主持这片区域。李楚离曾参加南昌起义,长期负责冀东抗日根据地建设,新中国成立后调中央组织部门工作,2000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7岁。刘杰则从察哈尔地区的党务工作转入国家工业建设,2018年9月23日在深圳去世,享年104岁。

河北早期省委书记的结局,有叛变者,也有牺牲者、病逝者和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工作的干部。名单背后,是组织反复重建的艰难,也是个人在生死、信仰与选择面前留下的真实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