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四川双流白河附近,田家英站在一座不起眼的土坟前,久久没有说话。陪同人员知道,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返乡,也不是一次衣锦还乡式的探亲,他要寻找的,是离开故乡近二十年后,母亲留给自己的最后一点痕迹。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出生于四川双流。父亲在他三岁时去世,九岁那年,母亲也离开了人世。年幼的曾正昌寄居在哥哥家中,生活并不宽裕,亲情也有了寄人篱下的拘束。
母亲在世时,对这个最小的孩子格外疼爱。她去世后,葬在双流一处叫“高墩子”的地方。对旁人而言,这只是一个地名;对曾正昌而言,却是母亲、童年和故乡仅剩的交汇点。
他很早便显露出文字方面的才能。十二岁时,曾正昌开始以“田家英”为笔名向报刊投稿,并靠稿费挣得自己的收入。那时的孩子,尚未走出四川,却已经试着用文字为自己打开一条路。
1937年11月,十五岁的田家英离开家乡,和几名追求进步的青年一道前往延安。此后,他长期在外工作,人生轨迹也从四川乡间转向了更广阔的时代舞台。故乡没有被忘记,只是记忆越来越集中,最后几乎只剩下“高墩子”三个字。
十九年过去,田家英终于回到双流。可问题随之而来:高墩子究竟在哪里?
当地地貌变化很大,过去那些像鲤鱼脊背一样隆起的土墩,经过开垦已经被削平,原来的坟地被大片田地包围。省里和县里的同志几番打听,才在白河附近确认了位置。这个地方距离双流县城约四公里,住户多姓高,因地形像墩子,才留下了这个称呼。
田家英抵达时,乘坐的是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后面还跟着两辆北京吉普车。这样的排场,在当时的乡村很少见。可他特意交代随行人员,不要张扬,也不要把探亲弄成地方上的大场面。
他的穿着同样朴素。一件穿了多年的黑色大衣,一顶旧黄呢帽,脚上是一双部队发的宽口布鞋,鞋面已经破了口。双流县永福乡负责接待的段象印,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听说来的是重要人物,心里十分紧张。
车上,段象印悄悄打量田家英,看到那双露着脚趾的布鞋,心里甚至产生过疑问:“这人真是要接待的那位吗?”直到看见秘书、警卫员和随行车辆,他才意识到,眼前这个穿着寒酸的人,确实来自中央机关。
田家英没有在意这些。他到高墩子的目的很明确,只想先看看母亲的坟。
小时候,他每年都会到坟前祭扫,有时还亲手培土。离乡之后,家中无人长期照看,原本的坟头逐渐塌陷,最后只剩下一处低矮的土堆。田家英站在旁边,认了很久,仿佛要把眼前的土地和记忆中的位置重新重合。
旁人没有催促。也没人知道,他当时究竟想起了多少往事。一个九岁便失去母亲的孩子,后来走了很远,做了许多事,等再次找到母亲安葬的地方,却发现连坟头都已经模糊不清,这种落差,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的。
有意思的是,这次回乡不只是祭扫,还牵涉到坟地的去留。当时家乡正在规划土地,母亲的墓地将来可能要迁移。田家英没有要求地方照顾,更没有借自己的身份保留这块土地,而是私下交代曾家几位年轻人,日后若需要迁坟,请他们帮忙办理。
他还说,遗骨火化后,由在成都的大姐曾熙芝取走,再带到北京安葬。这样的安排,在当时的乡村并不容易被长辈接受。老人往往认为迁坟关系重大,甚至觉得只要田家英开口,地方就应当想办法保留下来。
田家英却没有这样做。他很清楚,母亲的坟不能成为地方工作的负担,更不能因为自己身居高位,就让公共土地规划为私人亲属让路。对他来说,迁坟固然令人难受,但规矩不能因身份而改变。
后来,母亲的遗骨火化,装进一个小瓶子里,由大姐设法送往北京。田家英收到后,并没有马上安葬,而是把它放在住处一个自己能够看见的地方。那只小瓶子安静地摆在那里,像是把离乡多年的记忆,重新放回了他的日常生活之中。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