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秀兰,今年五十七,在市纺织三厂挡车,一干就是二十九年,二〇二一年办的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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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月领退休金,我坐在床沿上把存折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两千六百八十。

老顾在旁边说,不少了,够买米的。我说,够买米,不够买药。

老顾叫顾长顺,比我大三岁,机械厂钳工,今年三月刚退,三千五。

我们俩加起来六千一,房贷早还清了,日子不算紧,可也不敢松手。

女儿顾小雨在杭州做客服,一个月挣得比我们俩加起来还多,就是不肯回来。她说妈你们别省,我说不省,转头还是去早市等七点半收摊。

刚退那阵我在家待不住。屋里静,挂钟的秒针都嫌吵。

老顾每天上午去棋牌室,我不爱闻那个烟味,就一个人往人民公园走。两站路,老年卡一刷,不花钱。

从东门进去,绕过那片月季,湖边有条长廊,廊底下全是人。下棋的、遛鸟的、打牌的、抱着收音机听戏的,还有几个拿小马扎占座的,六点多就到了。

头几天我就是坐着,谁也不认识,看人家下棋看到腿麻。

第四天,一个胖胖的大姐凑过来问我,你是不是新来的,我天天见你。

她说她叫孙桂芳,六十二,原先副食品公司卖酱菜的,退休金三千一。

孙姐嗓门大,笑起来眼睛一条缝。她说你别老干坐着,坐出病来,跟我去跳。

我说我不会。她说不会就慢慢学,反正这一堆人里没一个跳得好的。

就这么着,我在公园有了位置。

长廊东头第三根柱子底下,是我和老顾后来默认的据点。他下棋,我聊天,中午各自回家吃饭,下午再来。

一来二去,人就熟了。

最会说话的是老钱头。钱守义,六十九,原先据说是哪个局的,具体哪个局他说过八遍,八遍都不一样。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手里常年拎个保温杯,里头泡着枸杞。

第一次跟我搭话,他就问我,你退休金多少。

我愣了一下,还没答,他自己先说了:我六千多,够花,根本花不完。

他说这话的时候下巴微微抬着,眼睛看着湖面。

旁边几个人都没接茬,只有王有德笑了一声。

王有德六十六,机械厂的,跟我家老顾算半个同行,退休金三千九。他悄悄跟我说,老钱头的话,你除以二听。

我笑,说老头嘛,好面子。

张秀英是长廊里最不起眼的一个。七十了,头发全白,总穿一件枣红色的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

她每天上午来两趟,拎个蛇皮袋,绕着湖边转,捡塑料瓶。

瓶子踩扁了塞进袋子,捡满一袋就拎去西门外的废品站。

有一回我跟她一块走,问她一月能卖多少钱。她伸出两根手指,说,好的时候一百二,不好的时候七十。

我说这够干啥。她说够了,够买油,够买盐,孙子来了能买根雪糕。

后来我才知道,张秀英是家属工转的,早年在厂里食堂烧火,退休金一个月两千一。

李长福是从乡下来的,七十三,帮着儿子带孙子。

他说话有口音,我们听着费劲,他索性就不多说,天天坐在长廊最西头,看别人打牌,看到中午回家做饭。

有次我问他,李大哥你一个月领多少。

他伸出两根手指,又比了个八。我说二百八?

他摇头,说二百零八。

我不信,说不可能。他很认真地点头,说是真的,一年国家给两千多,摊到一个月就二百零头。

旁边王有德说,他是农村的,城乡居民养老,跟咱们不一样。

那天下午我心里堵得慌,回家跟老顾说这事。老顾沉默了一会儿,说,种地的本来就没有退休这一说。

陈玉梅是我们这一圈里少有的“高工资”。她七十一,退休小学老师,一个月四千六。

她老伴走得早,一个人住,儿子在省城,一年回来两趟。

陈老师人特别好,谁衣服扣子掉了,她随身的小包里带着针线,当场就给缝上。

她自己说,我这四千六,是熬了三十年教案熬出来的。

刘凤琴更厉害。她六十五,原先烟草公司的,一个月六千二,是我们这一圈的头一份。

可她来公园总是下午三点多,坐一个小时就走。

孙姐跟我说,她老伴前年脑梗,瘫在床上,请了个护工,一个月四千五。她自己腰也不好,天天弯着腰给人翻身。

我算了算,六千二减四千五,剩下的一千七还要买菜买药。

难怪她每次来,什么也不干,就往长椅上一靠,闭着眼晒太阳,一句话都不想说。

那天是个礼拜三,十一月了,太阳薄薄的一层,晒在身上不暖,风倒开始凉了。

我们七八个人围在柱子底下,不知道谁起的头,聊起了退休金。

先是老钱头,还是那句“我六千多”,说得理直气壮。

王有德说,我三千九。

孙姐说,我三千一。

我说,我两千六百八。

张秀英低着头搓手,说,我两千一。

一个姓刘的老哥说,我两千四,公交公司退休的。

又有一个老太太,说她一千八,纺织厂提前退的。

陈玉梅说,我四千六。

刘凤琴说,我六千二。

数完了,一圈人静了一下。孙姐掰着手指头说,咱们这儿,过四千五的,就你俩。

就你俩。十来个人里,两个。

我在那儿坐着,忽然想起大半年前,我自己心里那个想当然。

没退的时候我总觉得,城里老人干了一辈子,退休金怎么也得四五千吧,五六千也常见。

那天下午我才知道,那是别人嘴里的故事。

真正蹲在长廊底下晒太阳的这一堆人,两千多的一大把,三千出头的最普遍,四千往上的已经算“有福气”。

过了四千五的,一只手数得完。

后来我又慢慢知道了一些事。

老钱头的真相,是孙姐先发现的。

有回孙姐去西边菜市场赶收摊,看见老钱头蹲在卖青菜的摊子前,等着人家把蔫了的菜叶归拢起来。

孙姐没吭声,绕了一圈从另一头走了。

过了几天她又看见,老钱头在废品站卖纸壳,一捆一捆码得整整齐齐。

孙姐回来跟我们说,我这才明白他那个保温杯里为啥只有白开水。

老钱头老伴没工作,一辈子家庭妇女,一分退休金没有。儿子前年做生意赔了本,孙子读高三,学费生活费都是老钱头出。

他那六千多,一半寄给孙子,一半给老伴买药,自己剩不下两百。

可他还是要说六千多。他说的时候,下巴还是抬着的。

我后来想通了,人活着总得有个东西撑着,他撑的就是那口气。

还有一回,公园门口摆了个摊,说是免费测血压,测完了让你上楼听讲座,送鸡蛋。

我上去听过一次,屋里坐了三十多个人,讲师说这个床垫能治腰,一万二。

我兜里只有两百块钱,坐得手心出汗。

散场的时候,我看见老钱头在那儿跟人算分期。他买了个三千八的理疗仪,抱着大箱子,走得特别挺。

第二天他就没来公园。第三天来了,脸色灰。

孙姐问他,他说,退了,扣了我三百手续费。

其实那钱是他一个月的药钱。

陈玉梅那四千六,也不是好挣的。

她只有一个儿子,在省城买的房,首付她掏了二十万,是她一辈子攒的。

儿子每月还贷七千多,她不张口要,儿子也不提。去年她牙掉了两颗,去镶牙,问了两家,最便宜的也要三千八,她犹豫了一个月。

最后还是没镶,说,反正一个人吃饭,软一点就软一点。

刘凤琴那六千二,全公园都羡慕,可她自己说,我这是给别人挣的。

她老伴现在不认人了,有时候半夜喊娘。护工嫌累,换了三个,第四个终于稳住了,四千五,还得管饭。

她说,我这钱,看着多,一到手就没了。

我说,你儿子呢。她说儿子在外地,也不容易。

那天说到这儿她就不说了,闭上眼睛晒太阳。风把她头发吹得乱糟糟的,她也不管。

我自己的两千六百八,是怎么花的呢。

每天早上买菜,一个月八百,老顾爱喝两口,一个月一百五。水电燃气两百,物业四十。

我的降压药一个月一百三十,老顾的腰椎贴膏,一个月小两百。

老顾每月给他娘寄五百,老人家八十八了,在乡下,还能自己做饭。

剩下的,我存五百压箱底,剩下的零花。

贴补女儿的从来没有过,她也不要。去年她给我转了两千,我又转回去了,说妈有钱。

其实那天在公园算完账,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存折翻出来又看了一遍。

两千六百八,这个数字我看了六年,那天看着不一样了。

我在这一圈人里头,不算最少的,也不算多的。我夹在中间,刚好够活,也刚好不敢病。

老顾回来,我在厨房给他煮面。他问我想啥呢。

我说,我今天在公园里数了数,咱们那一圈,退休金过四千五的就两个人。

老顾嗯了一声,说他棋牌室那边也差不多,有个老张自称七千,后来查出来是老伴儿留下的抚恤金,摊着花。

我说,咱们这日子,其实还行。

老顾说,行什么行,你要是哪天生场病,就知道行不行了。

面煮好了,我给他卧了个鸡蛋。他自己夹出来半个给我,说,你也吃。

晚上女儿打电话来,问我入冬的棉裤买没买。

我说买了,一百二。她说一百二的不暖和,我给你下单买个羽绒的。

我说你别乱花钱。她说妈你别老这样,我挣得动。

我在电话这头没说话。窗外路灯亮了,楼下有人在推车,铁链子哗啦哗啦响。

第二天我又去了公园。

太阳比前一天好一点,长廊里坐了满满一排。老钱头来得晚,拎着他的保温杯,往柱子上一靠,还是那句,我这钱花不完。

没人拆穿他。

张秀英来了,蛇皮袋搭在腿上,坐下歇了一会儿,又站起来往湖边去。

陈玉梅在给王有德缝袖口,针脚又细又密。

刘凤琴三点半来的,坐了一个小时,起身说,我得回去了,老李该翻身了。

李长福坐在最西头,抱着孙子的小外套,看人家打牌,看着看着就笑。

我坐在中间,晒着那点不暖的太阳,忽然觉得,这一长廊的人,谁的钱都不多,谁的日子都硬。

我们不像外头人说的那样,退休了拿着高工资,满世界旅游,天天跳广场舞。

我们就是在公园里坐一下午,把一瓶水喝完,把一件旧棉袄穿到起球,把日子一天一天地数过去。

天擦黑的时候,老顾收棋,我站起来拍裤子上的灰。

往西门走,路灯底下,我看见老钱头拎着一袋子纸壳,弯着腰,慢慢往废品站那边拐。

我和老顾都看见了,谁也没说话,就那么往前走了几步。

我小声说,老顾,咱们两千六百八,挺好的。

老顾说,嗯。

过了会儿他又说,明天早上给你买俩鸡蛋,一个煮着吃,一个卧在面里。

我说,那你自己也吃一个。

他说,我吃啥,我又不上班。

我说,你不上班,你也得吃。#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