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听过国宝捐献的故事,但很少知道,改变一代收藏大家命运的契机,藏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悼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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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到来之后,一切急转直下。一九六七年,张伯驹遭到隔离审查,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到一九六九年,他被勒令退职,送往舒兰农村劳动。两位老人年事已高,体力跟不上繁重农活,当地公社无法接纳,夫妇二人只能踏上归途,在一九七零年回到北京。旧居早已易主,没有户口,没有单位,没有收入,成了漂泊无依之人,只能靠着旧友时不时接济勉强维持生计。那时陈毅身处困境,张伯驹不愿前去打扰,没有贸然登门求助。

一九七二年一月,陈毅病逝。噩耗传到张伯驹耳中,老人悲痛万分,心里想去灵前吊唁,可自身处境特殊,最终没能成行。他含泪写下那副长长的挽联,落笔之后又多了一层顾虑,自己头上还压着重重罪名,担心这副挽联会给陈毅家人招来麻烦,特意跟张茜提,如果不妥可以不必悬挂。张茜强忍悲痛,态度坚定,告诉他不必多虑,坚持把这副挽联摆放出来。这场追悼会原本没有安排毛泽东到场,那天他临时决定前往八宝山,睡衣外面只加了一件夹大衣。在走廊浏览花圈与挽联的时候,他读到这一联,停下脚步轻声读完,连连称赞写得好,随即转头询问身边的张茜,张伯驹和陈毅是否熟识。

安稳下来之后,张伯驹总算有了落脚之处,有事情可以去做,重新拿起笔墨填词写字,继续投身书画品鉴。一九七八年,吉林方面对他反革命相关问题作出复查平反,到一九八零年,他的右派问题也得到纠正。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年过八旬的老人,早年耗费半生心血收藏的珍宝全都献给国家,家里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物件。他很少主动提起过往那些磨难,偶尔和故人闲谈,常会拿陈毅的际遇宽慰自己,觉得自己这点坎坷算不上什么。那副挽联留存至今,笔墨里藏着深切的悼念,也藏着动荡年代里难得透出的一丝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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