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宝鸡城内的仓库正在清点物资，城外却传来马蹄声和炮声。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刚刚攻入这座重镇，形势便急转直下。短短两天，部队接到撤出命令，能带走的物资迅速转移，带不走的只能就地销毁。
这场战事，后来被称为西府战役。若以一次战役的失利和部队损耗衡量，它是西北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代价最重的一次行动，也成了彭德怀一生中极为在意的一场败仗。
1948年3月，西北野战军在宜川取得胜利后，继续向洛川方向推进。洛川地势险要，守军工事坚固，部队围攻多日仍未能迅速突破。更棘手的是，胡宗南部没有贸然驰援，原本设想的“围点打援”难以实现，西北地区的粮食和弹药供应也开始吃紧。
彭德怀判断，继续困在洛川城下并不划算，于是把目光转向西府地区。那里是胡宗南部的重要后勤区域，宝鸡又是关中通往陇右的交通枢纽。攻占宝鸡，既能打击敌军补给，也可能迫使对方从其他方向调兵。
4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分路渡过泾河，向西府展开进攻。战役初期颇为顺利，十天左右接连攻克多处城镇，4月26日，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攻入宝鸡，歼灭守军一部，并缴获了大批粮秣、弹药和军用器材。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战局的，并不是宝鸡城内的守军，而是迅速赶来的援兵。胡宗南调集部队反扑，盘踞青海的马步芳也派其子马继援率整编第八十二师东进。西北野战军此前对马家军的行动估计不足，这个判断上的偏差，很快变成了战场上的被动。
阻击援军的部队没有完全挡住对手。胡宗南主力沿道路推进，马继援所部也突破了阻击阵地，4月27日，敌军已经逼近宝鸡外围。继续坚守，主力很可能被两面夹击；仓促突围，又要放弃刚刚占领的城市。
“城可以不要，部队不能陷进去。”彭德怀随即下令撤出宝鸡。4月28日，西北野战军向陇东转移。撤退道路多为开阔地带，马家军骑兵行动迅速，部队边打边走，伤亡不断增加。彭德怀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仍把西府战役视作十分沉痛的教训。
5月12日，西北野战军主力转移到陇东一带，战役结束。它暴露出几个问题：对地方武装的动向判断不足，阻击部署不够严密，攻占宝鸡后又缺少足够时间巩固阵地。胜利取得得快，局面失去得也快，这正是战场最残酷的地方。
中原野战军损失最重的，并不是某一座城池争夺，而是1947年进入大别山后的长期作战。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目的不是单纯扩大地盘，而是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牵制其大批兵力，为其他战场创造条件。
大别山地区山高路险，人口和粮食条件有限，部队还要不断应对敌军围堵。中原野战军既要分兵建立根据地，又要频繁作战，伤病、减员和失散情况持续出现。半年多的消耗，使部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部分部队实力一度明显下降。
这场行动最特别之处在于，战术上并不能用“胜利”二字简单概括，战略价值却十分突出。中原野战军吸引了大量敌军，华东和陕北方向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1948年春，部队逐步撤出大别山时，付出的牺牲已经无法用一场攻城战的数字来衡量。
华东野战军的惨重失利，集中体现在1947年7月的南麻、临朐战事。孟良崮战役结束不久，华野连续作战，判断南麻守军工事尚未完成，遂集中四个纵队发起攻击。战斗展开后才发现，胡琏已经把南麻周围经营成了层层相连的防御体系。
子母堡垒密布，火力点彼此支援，进攻部队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偏偏连日暴雨，山沟涨水，道路泥泞，弹药受潮，部队机动和火力发挥都受到影响。7月21日晚，华野停止攻击并撤离南麻。
部队转移至临朐西南时，又遇到李弥率部抢占临朐。陈毅、粟裕原想抓住敌军立足未稳的机会发起突击，但守军入城后迅速控制制高点，修筑工事。南麻战场的困难，在临朐再次出现。两战相接，部队伤亡较大，华野方面也认真检讨了情报判断和连续作战中的部署问题。
东北民主联军在1947年6月进行的四平攻坚战，则是东北战场损失最重的一次攻坚行动。四平已经历多次争夺，城防体系十分完善，守军指挥官陈明仁善于组织城市防御，街巷、据点和火力配置都经过周密准备。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兵力占优，装备也比早期有所改善，但城市攻坚不能只看兵力多少。部队逐街推进，守军依托坚固工事顽强抵抗，战斗持续多日仍未能打开突破口。国民党援军接近后，攻城部队只得撤出，伤亡约一万三千人。
四平攻坚战说明，经过土地改革和战场缴获，东北部队虽然成长很快，却还没有完全掌握大规模城市攻坚的规律。陈明仁守住四平，战后却没有得到预想中的重用，反而被调离前线。战场上的胜负，往往和个人得失一样，夹杂着复杂的政治与军事考量。
四大野战军的这些败仗，性质并不相同：西府战役是进攻后撤退，大别山是战略展开中的长期消耗，南麻临朐是情报失误与工事坚固叠加，四平攻坚则是城市作战能力不足。它们没有改变解放战争的大局，却实实在在推动了指挥员修正判断，也让部队在一次次失利中摸清了战争的真实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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