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灭绝,宇宙将不复存在。”这是2023年,印度法官在一起因非法运牛导致两头黄牛死亡的案件上做的陈词。
法官紧接着说,牛是慈悲的宝库,是拥有6.8亿圣地和3.3亿神灵的活星球。同时,有说法指出牛粪可以隔绝核辐射,牛尿能够包治百病。
最终,依据该邦的动物保护法,两名犯罪嫌疑人以屠牛罪被判处终身监禁。还不止古吉拉特邦,早在1950年,印度宪法第48条就要求保护牛种并禁止屠宰。2014年总理莫迪上台以后,又强化了禁止屠牛的政策。
印度有保护牛种的文化传统,所以以上这些都并不算奇怪。而真正吊诡的事实来自以下这组数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印度2024年全球牛肉出口量达到了146万吨,超过阿根廷和美国,成为了世界牛肉出口第三的国家。
一边保护,一边屠宰出口。为什么印度会产生牛肉禁忌?牛肉禁忌的印度,又为什么会成为牛肉出口大国呢?
实际上,禁止牛屠宰在印度是一条薛定谔的法令。由于印度联邦制特殊的权力设计,各邦在对于宪法中规定的禁止牛屠宰,在执行层面属于各玩各的,差别之大,从禁止屠宰任何牛,到可以屠宰任何牛。
因为在印度,牛也是分三六九等的,牛与牛之间的差别,比牛与人之间的差别还要大。按照社会地位,印度牛主要有三种:瘤牛、黄牛、水牛。
美国农业部预估数据显示,2024年印度牛肉产量约为450万吨,其中80%以上来自水牛,其余数值则由黄牛、瘤牛贡献。追着水牛宰的原因也很简单:水牛非牛,不像黄牛、瘤牛受到印度教的宗教庇护。除了西北部少数几个极端地区,水牛在印度都被允许合法屠宰。
这450万吨牛肉里,146万用于出口,流向越南、马来西亚、中东和非洲国家。剩下的304万吨牛肉被印度人自己吃了。
印度人吃或不吃牛肉,就像印度牛被宰或不被宰,这取决于他们的初始设定——身份地位。众所周知,印度教是印度主流的宗教,约占人口总数的80%,阶层自上而下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以及第五种姓达利特。
在印度约有60.7%的牛肉消费者,其中45%为印度教低种姓和达利特,13.4%为穆斯林,2.3%为基督徒。而信奉印度教的中种姓和高种姓,在饮食上普遍存在牛肉禁忌。出身吠舍的圣雄甘地,就是一个贯彻牛保护主义的印度教信徒。他曾说,印度教的绝对真理就是保护牛,保护牛是印度教给世界的礼物。
可当我们翻看印度教原典,编定时间约为公元前1500年的《梨俱吠陀》,就会发现那是一个杀牛如麻的时代。印度著名的历史学者迪维·杰·恩德拉曾指出,《梨俱吠陀》一书里有700多处提及了牛,前后语境大多是宰杀祭祀使用。
如在苏摩祭和火祭中,祭司可以通过宰杀牛的仪式与神灵进行意识沟通。最终牛的血液、脂肪和内脏被用于献祭神灵,肉则被祭司、武士这样的高种姓分食。这意味着过去与现在恰恰相反,高种姓才是印度牛肉最大的消费群体。
《梨俱吠陀》所处的印度吠陀时代,这一时期主导印度的是由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后,建立起的半游牧、半农耕的混合型文明。构建种姓分工的婆罗门教,也就是印度教前身,正是这一时期作为统治工具成为了主流宗教。
他们早期以畜牧业为主,对牛的职能定位是补充蛋白质的移动肉库。无论是仪式性的宰杀,还是宰杀后的肉食盛宴,都是胜利、婚丧、朝贺、庆典中万众瞩目的一环。
随着雅利安人沿着印度河流域的扩张,他们带来的犁耕和灌溉技术逐渐与本土农业融合,推动了当地的文明从半游牧转向农耕。在这一过程中,牛被赋予了新的职能——犁地。于是是否杀牛便成为了一个亟待权衡的问题,这既是一个经济抉择,又是一个宗教议题。
公元前七世纪,连绵不断的干旱、饥荒、疾病、战争,给步入农耕文明的印度带来了死亡与苦难。古老的吠陀神灵始终没有回应信徒的求生祷告,面临被拖下神坛的威胁。
在这个历史间隙,异军突起了一批倒反天罡、驳斥婆罗门教种姓特权的宗教——佛教和耆那教,并在短时间内超速获取了底层民众的支持。这哥俩除了主张通过个人修行而非以祭祀为通灵媒介实现超脱的宗教,还有一个共享理念,就是反暴力、不杀生,这就将矛头直指婆罗门教。
在饿殍遍野的特殊时代,婆罗门教为了祭祀仪式和舌尖享受,不惜加重赋税、强制充公,大量宰杀民众赖以生存的耕牛。一边是佛陀以身护牛,禁止动物牺牲;一边是婆罗门教杀牛祭祀、血腥狂欢。沸腾的民怨,成为了宗教倒戈的原动力,这无疑威胁到了婆罗门教的统治根基——种姓制。
正如印度学者密特拉指出,婆罗门教在与佛教的竞争中发现,尊重动物生命的教义异常强大且流行,根本无法战胜它。于是他们不知不觉地采纳了不杀生的教义,好像这本来就是他们原有教义的一部分。
遭遇了信徒流失的政治危机,婆罗门教对标佛教不杀生,开启了一场教义改造计划。计划原则是:只要不触犯自己的核心利益——梵天、毗湿奴、湿婆的主神崇拜和种姓构建的社会秩序,其他都好说。
整个改造计划分为三步走。
第一步,釜底抽薪。直接将竞品宗教“不杀生”这个属性拉到最大值,放弃了包括牛在内的所有活物献祭,推行素食主义,防止被新兴宗教诟病血腥祭祀。
第二步,另起炉灶。通过法律规定,加上神话虚构,再加上传播手段,凭借《摩奴法典》、《往事书》、《博伽梵往世书》等典籍媒介来传播圣牛文化。婆罗门教将不可杀牛写入了法律,刻画湿婆神的坐骑南迪是白色瘤牛,母牛是大地女神的化身,其乳汁滋养万物,牛的排泄物具有净化、保健的功能,一举将牛的象征符号从财富提升到了圣灵的程度。
第三步,浑水摸鱼。借着圣牛文化的推行,婆罗门教如法炮制,将种姓制度也投射到牛身上。印度牛也开始执行种姓制:白色的母瘤牛代表婆罗门,白色的公牛瘤牛指代刹帝利,非白色的瘤牛对应吠舍,黄牛则照应首陀罗,水牛则对应贱民阶层达利特。因为水牛非牛,就像贱民非民。
这种瘤牛、黄牛、水牛的等级排序绝非空穴来风。虽说都是牛,都能犁地产奶,但各自的农业贡献值却有高低之分。
首先是站在金字塔尖的白色母瘤牛。白色是印度最高种姓婆罗门的专属色,表达对神灵的敬意。母牛相比于公牛可产奶和繁殖,小牛是印度家庭的核心资产。至于瘤牛本身,在气候适应性、年均产奶量、疾病抗性、饲养成本、犁地深度、粪便价值等方面,对比起黄牛、水牛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的碾压。
瘤牛的背脊上有一颗瘤峰,是脂肪储备器官,可调节体温。加之其皮肤汗腺密集,是水牛的2到3倍,散热效率高,可以在极端高温天气下耕作。蹄子又是宽宽扁扁的椭圆形,体面与地面接触面积增大,减少了耕作裂蹄的风险,是先天旱地耕作圣体。
印度这地界以高原、平原和山地为主,虽属于热带季风气候,但是季风带来的雨季只集中于6到9月,还经常迟到早退引起干旱。并且这里缺乏水利灌溉设施,高温又进一步加剧了干旱。因此,印度全域约70%的耕地都属于旱地,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和中部,也就是屠牛禁令最严苛的地方。这些地区服役的耕牛只能选瘤牛。
一方面,瘤牛耐旱耐热,黄牛次之,而水牛听名字就知道了,它只适用于柔软潮湿的水田。另外一方面,印度农业重度依赖夏季雨风,农民必须在雨季初期抢种,若错过播种窗口,全年收成将损失50%以上。而瘤牛日均耕地面积可达3到5.5亩地,相比于黄牛和水牛可以两倍速的耕作。
如果说印度农民靠天吃饭,那这个天半边是降雨,另外半边就是瘤牛。对印度人而言,瘤牛是回应他们生存祈求、行走在人间的神灵。耐旱、高倍速耕作就算了,瘤牛产奶量还高,遥遥领先黄牛和水牛。娘胎里还自带对焦虫病、牛瘟等热带疫病的天然抗体。雨季耕作时期,黄牛和水牛易受感染,瘤牛依旧火力全开,吭哧吭哧开垦。
而这台无情的开垦机器,只需要喂一点农作物残渣,比如秸秆、棉花的渣、椰子渣就能维持运作。相比于需要精细饲料的黄牛、水牛,饲养成本直接打了六到八折。
就连最不起眼的粪便,瘤牛都能凭借特有的消化系统结构、微生物群落,排泄出肥力高、发酵时间短的粪便。瘤牛粪也作为建筑材料、燃料、肥料,渗入进了印度人的衣食住行,并在宗教信仰的加持下,被赋予了净化驱邪的功能。此前,印度的古马塔普拉村,还会在排灯节后举行牛粪大战,参与者用瘤牛粪球互相投掷。当地村民认为,被沾染的越多,越能获得神明的庇佑。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婆罗门教禁止屠牛,并将瘤牛与高种姓挂钩的圣牛计划,绝对不只是什么宗教竞争下的产物,而是一场深思熟虑的政治精算,掺杂着经济考量。瘤牛是印度农业的最佳伴侣,禁止屠牛尤其是瘤牛,相当于开拓出了一种生产力最大化的农耕体制。
由于瘤牛在印度农业的不可替代性,高种姓通过垄断瘤牛的祭祀和饲养,来巩固对农业资源、经济根基的控制。可纵然瘤牛拥有抗病抗旱这般通天本事,也跳不出生老病死的圈子,更别说黄牛、水牛了。
而在印度负责处理牛尸的则是低种姓,他们被高种姓唤来剥皮拆骨。那些切割下来几近腐烂的病牛肉,高种姓自不会去吃,没必要为了这点劣质蛋白推倒自己不杀生的宗教牌坊。于是这些牛肉便会被拆分,作为报酬赏赐给低种姓。即便是发烂发臭的病牛肉,在低种姓贫瘠的食谱里,也算难得的肉食了。
咽下劣质牛肉延续生命的低种姓,却不知自己又落入了高种姓的圣牛连环套路里。在《往事书》等经典中,作为编订者的高种姓,向印度植入了一个颠倒的集体认知:吃牛肉特别是瘤牛肉等于亵渎神明。一套操作下来,低种姓被连坐,贴上了渎神、不洁、堕落、卑贱的标签,这与生来高低贵贱的种姓说,又形成了完美的解释闭环。
总之,吃牛肉的最终解释权,始终捏在高种姓的手中。“吃牛肉等于卑贱”这条真理的射程是有限的,因为射程之内遍地真理。
在印度的民族叙事中,13世纪以后,印度进入了长达700多年的他者统治时代。区别印度人与他者的重要标识就是是否吃牛肉。不吃牛肉的印度教徒和吃牛肉的穆斯林或英国人,在13到19世纪的穆斯林统治时期,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存在天然的饮食对立。
一些穆斯林统治者会鼓励公开宰牛庆祝古尔邦节,来彰显伊斯兰的权威,为此与印度教徒引发的大规模暴力冲突、血腥镇压,几乎每个世纪都得来上两轮。
这种饮食上的身份对立,在英国殖民时期又被进一步放大。随着印度民族意识的觉醒,牛肉禁忌逐渐从宗教符号转变为民族主义的政治工具。
18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印度军队更换装备,使用恩菲尔德P53步枪,搭配新型米涅子弹。而这套装备需要士兵用牙齿咬开纸质的弹壳来装填子弹,而为了保护枪械,子弹表面涂了一层油脂来减少摩擦。这意味着士兵在换子弹的过程中,一定会吃进部分油脂。
就在这个微妙的时间节点,军队里开始流传子弹上的油脂含有牛油和猪油的言论。一牛一猪,精准地踩中了印度教和穆斯林的饮食雷区。这让印度教和穆斯林混编的印度士兵陷入了狂怒的情绪,由此解锁了85名印度士兵因拒绝使用子弹被判刑8到10年,印度教与穆斯林携手围攻德里、火烧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大起义事件。
半个多世纪以后,甘地将这次因牛禁忌引发的起义定性为印度第一次民族独立运动。在反殖民的时代语境下,将牛肉禁忌纳入了抗英斗争的叙事框架。他在1921年写道,当英国人吃牛肉时,他们吃的是印度的灵魂。
他曾在公开演讲中表示,尊敬保护牛是人类最崇高的行为,这种行为能使人超凡入圣。牛代表一切生物,牛是人民的母亲,是慈爱的化身。通过不吃牛、保护牛,来激发印度教徒的身份认同。
然而,即便有牛禁忌这张免死金牌,印度牛在现代其实也没能逃过被屠宰的命运。印度教徒视牛,尤其是母瘤牛为神圣的象征,认为其不可屠宰和食用的底层逻辑是在农耕文明中,牛是印度农业的核心资产,可耕田、可产奶。奈何农业现代化的浪潮,淘汰了一切旧有的生产力。
在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的面前,牛的耕作效率不值一提。单说印度拖拉机的保有量,就从1951年的8.6万台,增至2019年的450万台,直接替代了约30%的耕牛劳动力。同时引入了年产奶量8000到1万公斤的荷斯坦奶牛,吊打了印度本土的瘤牛、黄牛和水牛。
曾经被印度人崇拜的神灵——牛,其应用价值断崖式下跌,只剩下一副信仰空壳。那么该如何处理这些没用的牛呢?一个字——杀。
根据印度牛的种姓原则,水牛不被视为神圣的牛,因此会被直接送往屠宰场。在国内市场,水牛肉主要消费者为低种姓的群体和穆斯林。而随着印度中产阶级人口的增加,根据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的定义,中产家庭年收入约20万至100万卢比。2022年,印度中产人口已经约有1到3亿人,肉类消费成为了消费升级的标志。
在海外市场,印度水牛肉出口价只有1.5美元每公斤左右,远低于美国谷饲牛肉的6美元。凭借显著的价格优势,也吸引了不少东南亚、中东等价格敏感地区的客户。
水牛肉不够吃,身份高贵的黄牛、瘤牛也就被盯上了。农业机械化普及以后,农民出于经济考虑,只饲养能产奶的母牛,无法产奶的老牛会被遗弃,没有医用价值的公牛也会被遗弃。就算没有被遗弃,遍布全国的三万余家非法屠宰场,通过偷牛、跨境运输、获取清真认证的运作模式,也在暗中处理这些流浪牛,由此还催生出了一个规模约50亿美元的灰色市场。
印度屠宰牛与保护牛并存的现状并不冲突。屠宰是因为经济效益,保护是因为政治精算。回溯2000多年前,印度教高种姓为了适应农耕经济、巩固统治,吸纳佛教不杀生的理念,将宰牛食肉的习俗颠倒为素食主义的圣牛信仰。吃牛肉,自此背负了渎神与不洁的污名。
直到印度独立后,面对1949年制宪会议收到的逾10万份请愿,即使身为世俗主义者的首任总理尼赫鲁,为争取印度教势力支持建国大业,也不得不将牛保护写入了宪法制定原则。
到了2014年印度选举,印人党还在用“给莫迪投票,为牛带来生命”的口号拉票。兜兜转转几千年,牛禁忌的本质始终是政治天平上的筹码。吃或不吃牛肉的最终解释权,从未真正掌握在低种姓大多数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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