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二十，化妆间的灯是白的。第三台，一个老太太，七十六，睡着走的。
头发稀，我用黄杨木梳一点一点通，通开了再往上盘，盘到后脑用两根黑卡子别住。
死人的皮肤不吃粉。先用甘油打一遍底，再上粉底，薄薄一层，厚了就裂。口红也要在手里焐热，凉的抹不开。
老周推门进来，搪瓷缸子往桌上一放，水汽直着往上冒。
“小陈，问你个事。”
“你说。”
“一万个人里头，能活到八十的，有几个。”
手上没停。粉扑在手里抖了两下。
“几百？”
“二百五。”
他伸出五个指头，又收回去，收得很慢。
“去年我拿册子算的，二百五十一。今年二百五。”
“一千个人里二十五个。剩下那九千七百五，都没到。”
老太太的眉毛画了两遍。头一遍画高了，擦掉重画，第二遍照着照片上的弧度走。
“你妈今年多大。”
“七十九。”
“那差一年。”
手机在兜里震。掏出来，是建国，屏幕上一排未接。
“妈走了。你赶紧回来。”
七点零五，公交上人不多。前排有个穿校服的啃包子，一股韭菜味。
车窗上一层水汽，我用袖子擦了一块，外头的天还没亮透。
婆婆是凌晨三点四十走的。我到的时候人在床上，眼睛没合，嘴张着。
拿热毛巾敷了敷，合上了。手背在她脸上按了一下，凉的。
建国坐在客厅，手里捏着手机，屏幕还亮着，停在通话记录那一页。见了我，他说，你怎么才到。
“第一班车。”
厨房门口站着建红，眼睛红的，手里端着半碗水，不知道给谁。
客厅那头建军在打电话，声音压着，说了七八分钟，中间点了一根烟。
那天早上我没回自己家，直接去了馆里。请假，办手续，报火化。
2015 年进的这行。那年纺织厂倒了，我三十三，工龄买断，一万二。三班倒倒了十二年，最后一个月工资一千九，还欠着四个月没发。
表姐在馆里做业务，说缺人，让我来试试，试不好再走。
先做接待，端茶、登记、领着家属看厅，一天走两万步。做了七个月，才让碰粉。师傅姓吴，女的，比我大十九岁，手上常年一股雪花膏味。
她教我的头一条不是手法，是说话。别提“死”字，说“走了”；别问“怎么走的”，等家属自己说。
头一回上手是个车祸的，二十六岁，脸上一半是好的。
出来在厕所吐了，吐完洗了脸，回去接着画，画到一半手抖。吴师傅说，你别把他当人看，你就当他是件要还回去的东西。
这话我当时不懂。第三年才懂。
化妆间的手套一盒一百只，一个月要用六盒。
指甲缝得拿小刷子刷，刷干净了再上粉，不然家属握手的时候会看。
工资一开始两千八。现在四千八，加夜班费，一个月五千一二百。
那时候建国是同意的。他跑长途，一个月六千多，一年在家不到四个月，回来就睡。他说不偷不抢，行。
第五年他就不这么说了。
有人问他老婆干什么，他说在民政局。这话是建红学给我的，学的时候还笑，笑完说，也不算瞎说，你们归民政管。
婆婆七十七那年中风，躺了两年。左边身子不能动，话说不清，一天要翻六次身，翻完拍背，拍十分钟。
请过两个护工，一个干了四十天，一个干了十一天。头一个走的时候说，这家的儿女，一个比一个忙。
后来是建红白天来，晚上建国。我下了夜班接早上的班。有一回值完夜班过去，坐在床边给她剪指甲，剪到第四个指头，睡着了。
醒过来的时候她看着我，嘴里咕噜，我听不懂。她抬手指了一下柜子，我拿衣服给她看，她摇头；拿铁盒给她看，她点头。
去年八月，一家人坐在客厅说“到时候”的事。
话是建红起的头：嫂子在馆里，一条龙，不用求人。
建军说，能省一点是一点。
“省不了多少。”我说。
“总比外人强。”
那天我没接。手里的杯子凉了，也没去倒。
婆婆走的那天，我把人擦干净，换了衣服。寿衣是去年就备下的，压在她柜子最底下，塑料布包着，捆了两道绳子。
门口站着建红，没进来，手抓着门框。
建军在客厅打电话，一个接一个，说到后头声音都哑了。
上妆用的是豆沙色，我自己买的，三十八块。她生前喜欢红的，我不敢涂太红，怕她妹妹挑。
殡仪馆的车四点二十到。抬的时候我扶着头，楼梯窄，转角那地方卡了一下，后面的人说慢点。
火化排到第三炉，下午两点四十。等的时候建红问我，能不能往前挪。
“电脑排的，挪不了。”
她说，你不是认识人。
“我认识的是化妆间的人。”
骨灰盒挑的松木，两百八。建军说有个一百六的，也够用。
“差价我出。”
差价一百二，干洗八十，遗像一百五，烟和车钱四百四，零碎七十。一共八百六。这个数我记着。
头七那天，一家人吃饭。建红炖的排骨，炖老了，咬不动，最后剩了半盆。
吃到一半，她把筷子放下。
“嫂子，有个事我说了你别多心。”
“行，你说。”
“你这活，是不是该换换了。”
桌上没人接。建国低头喝汤，汤勺碰着碗沿，响了两声。
“朵朵在学校让人说了。”建红说，“说她妈给死人化妆。”
“谁说的。”
“小孩的事，说不清。反正下学期要转学，不如你先歇一阵。”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一直在摸手腕上那串珠子，摸得很快。
“歇多久。”
“歇到朵朵中考完。”
“中考完还有高考。”
建红没话了。建军接上，嫂子，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这行不干净。”
这五个字说出来，桌上静了。窗外有人往下倒水，哗一声。碗放下，筷子并齐，搁在碗沿上。
“妈躺那两年，谁给她翻的身。”
没人答。
“她走那天，谁给她擦的身。”
“谁给她化的妆。”
汤碗被推开了，建国说你别说了。
“我说完就说完了。我在馆里给人化妆，一个月四千八，夜班费另算。”
“我一年五万七千六。你去年跑了多少。”
他不说话，手在桌子底下摸烟，摸到了又没点。
“三月到十月，跑了九十六趟，一趟四百五，四万三千二。房贷两千一，朵朵补习八百。”
“我多跑两趟。”他说。
“你多跑两趟，我就在家做饭。”
从包里拿出排班表。十一年，夜班四百七十二个，纸是馆里打的，A4，两页，边上磨出了毛。
还有一个小本子，巴掌大，记的是家里的事。
2019 年 4 月，公公走，我办的，没要钱。
2021 年 11 月，建国奶奶走，我办的，垫了三百二。
今年 9 月，婆婆走，我办的，垫了八百六。
“三回。我一分钱没要过。”
“不是我大方。是那时候没人跟我说这行不干净。”
本子合上，放在桌上，推到他那边。他没接，本子停在那儿，边角被风掀起一下，又落下去。
那晚在阳台坐到十一点。楼下有人在遛狗，绳子拖着地，走了一圈又一圈。
朵朵出来倒水，站了一会儿，杯子捧在手里没喝。
“妈，我们班有人说你。”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妈手最稳。”
她回屋了。进去看，她把我的工作牌从抽屉里拿出来，用湿巾擦了一遍，立在书桌上，正对着门。
她六年级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写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她还没醒。老师给了优，家长会上念了一段。上初中以后，她再没提过我在哪儿上班。
第二天我照常上班。
半个月后，建红打电话，说她婆婆住院，问我认不认识那边的人。
“不认识。”
“你不是在馆里……”
“我在化妆间。住院的事，你问护士站。”
电话那头停了几秒，挂了。
过了两天，建国回来得早，坐在沙发上，车钥匙放在茶几上。
“你要真想干，就干吧。”
“我干到退休。”
“那朵朵那边……”
“她自己会说。”
十一月底，老周办退休。二十六年，烧了七千三百多具。
他左手手背上有一块疤，鸡蛋大，是早年起炉烫的。那年他三十一，炉门一开，火苗往外舔，眉毛燎掉半边。这块疤后来一直没退。
退休前一天，他把化妆间的抽屉清了一遍，剩下半盒粉扑、三支眉笔。
那把黄杨木梳他留给我。
“这梳子认手。你手稳。”
“你留着。”
“我留着没用。”他说，“我烧了二十六年，就明白一件事。人躺下的时候，手是松开的。”
这话他没说完，端着缸子出去了，缸子里还剩半缸水。
梳子我放在化妆台第一个抽屉，跟口红挨着。
明天早上七点半有一具，四十九岁，男的，心梗。家属说，胡子刮干净，他一辈子没留过。我看了照片，下巴上确实是光的。
刮完再上粉。
一万个人里二百五十个能活到八十。
他四十九，没在那二百五十个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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