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48岁。

绝经这事儿来得不算突然,前两年月经就开始乱,有时候两个月不来,来了又拖拖拉拉十几天不走。我没当回事,觉得女人都得过这一关。直到有天半夜醒来,后背像被人泼了一盆开水,汗把睡衣浸得透湿,心跳得要从嗓子眼蹦出来,我才去医院查了激素六项。大夫看着单子说,卵巢功能衰退,围绝经期,正常生理过程。我问要不要吃药,她说看个人,实在难受可以激素替代。我拿着单子站在医院走廊里,旁边一个跟我差不多岁数的女人正跟电话那头嚷嚷:“你妈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凭什么让我请假?”我听着,把单子折好塞进口袋,没拿药就回了家。

老周那会儿正坐在客厅看抗日剧,音量开到四十二格,枪炮声震得茶几上的橘子皮都在抖。我进门换鞋,他头也没回,问了一句“大夫咋说”,眼睛还黏在屏幕上。我说没啥大事,就是更年期。他嗯了一声,伸手从茶几上摸了根烟点上,打火机啪的一响。我站了五秒钟,看着他那根烟冒出的蓝烟往电视机方向飘,突然觉得特别没意思。那天晚上我就搬到了书房,抱着枕头过去的时候他问了一句“咋了”,我说你打呼噜太响我睡不好。他哦了一声,翻了个身接着睡。

这一分就是三年。

书房那张折叠床宽九十厘米,我铺了两层褥子才不硌背。夜里热醒的时候我就坐起来拿蒲扇扇,扇着扇着想起年轻时候跟陈建民在老家打谷场上乘凉,他拿个破草帽给我扇风,扇一下说一句“凉快不凉快”。那时候我十九,他二十,他骑二八大杠带我去镇上赶集,我坐在后座上搂着他的腰,他后背的汗把的确良衬衫洇透了我也不嫌。后来他爸妈嫌我家兄弟姐妹多负担重,托人给他说了邻村开磨坊那家的闺女,他愣是没扛住,三个月就结了婚。我哭了一场,第二年经人介绍认识了老周。

前年秋天,初中同学群里有人发了一张老照片,是九〇年毕业时候的合影。我在照片里找自己,旁边有个人@我:“刘红梅,你还记得陈建民不?他现在在西安做建材生意,前两天来县里办事我们还说起你。”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回了一句“咋不记得”。第二天那个同学就推了个名片过来,我犹豫了一下午,晚上十点多还是点了添加。他通过得很快,第一句话是:“你一点没变。”我对着手机笑了一声,回他:“你眼睛花了,我都绝经了。”发完觉得不妥,想撤回,已经来不及了。他回了个哈哈大笑的表情,说:“那有啥,我都前列腺肥大了。”就这么唠上了。

唠了快两个月,每天早请示晚汇报。他早上六点发“起床没,我打豆浆呢”,晚上十点发“睡了没,腰疼今天没去工地”。我说你腰疼就少干点,他说不干活吃啥。我说你媳妇呢,他说早离了,孩子跟他妈过,现在他自己租了个两居室,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说那你还挺自在。他说自在是自在,就是晚上回去冷锅冷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话戳着我心窝子了——我跟老周分房这三年,一张桌子上吃饭都各看各的手机,有时候一整天说的话不超过十句。

十一月初他发消息,说西安这边有个建材展会,问我要不要过来转转,散散心。我捏着手机在厨房转了三圈,灶上炖的白菜豆腐咕嘟咕嘟响,我拿勺子搅了搅,回他一句“我看看车票”。他秒回:“你定好日子告诉我,我去北站接你。”那天晚上我跟老周说要去西安玩几天,老周从手机斗地主里抬起头,问跟谁去。我说初中同学,好几个呢。他哦了一声,说那你注意安全。连我跟谁去、住哪儿、去几天都没问。

火车是早上八点多的,老周那天破天荒起了个早,问我用不用送。我说不用,公交直达。他站门口看我换鞋,说了一句“钱够不够”,我说够。他点点头,关上门进屋了。我拉着行李箱走到小区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六楼我家窗户,窗帘拉着,没动静。

到西安北站是下午两点多,出站口人挤人。我远远看见陈建民举着个纸牌子,上面用记号笔写着“刘红梅”三个字,字歪歪扭扭的。他比年轻时候胖了两圈,肚子把黑色夹克撑得圆鼓鼓的,头发倒还黑,后来他告诉我是染的。他看见我,把牌子一收,小跑着过来接箱子,手碰到我手背的时候我缩了一下,他假装没注意,说:“饿了吧,我车在停车场,先吃饭去。”

他开一辆银灰色五菱宏光,后座堆着几盒瓷砖样品,副驾驶脚底下有半瓶矿泉水和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俩肉夹馍。他把那袋肉夹馍往前挡玻璃底下一塞,说:“早上买的没顾上吃,还热乎,你先垫垫。”我说你留着吧,我不饿。他嘿嘿一笑:“跟我还客气。”硬把袋子往我怀里塞。车里一股烟味混着橡胶垫子的味道,暖气开得足,我脱了外套搭在腿上,他瞥了一眼后视镜说:“你比照片上瘦。”我说绝经闹的,吃不下饭。他啧了一声:“瞎扯,你年轻时候多能吃,一顿三个大包子。”

他带我去的是个城中村的小馆子,招牌上写着“老陕面馆”,门口支着两口大锅,一口煮面一口熬臊子。他要了两碗油泼面、一个凉拌拼盘、两瓶冰峰汽水。面端上来,碗比脸大,油泼辣子的焦香混着蒜末味直往鼻子里钻。他呼噜呼噜吃面,一边吃一边跟我说这个店他吃了十几年,老板都认识他。我挑着面条吃了半碗就放下筷子,他抬头看我:“咋了,不合口味?”我说有点辣。他把凉拌黄瓜往我这边推:“吃这个,这个不辣。”

吃完饭他把我拉到他住的小区,是个老家属院,六层砖楼没电梯,他住五楼。进门一看,客厅沙发上堆着七八件没拆的快递盒子,茶几上有半包烟、一个打火机、三个遥控器,电视柜上落了薄薄一层灰。他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把沙发上的盒子往地上扒拉,说:“乱得很,你别笑话。”我说你一个人住都这样。他把我行李箱放进次卧,里面就一张光板床,床垫上盖着塑料膜,他手忙脚乱撕膜,说:“下午我出去买个被褥,你睡这个屋。”我说行。

那天晚上他带我去大雁塔看喷泉,人山人海的,他怕我走丢,拽着我袖子一角。喷泉起来的时候水珠子溅到前排人身上,大伙哄笑着往后躲,他也往后一仰,手就松开了。我站在原地没动,水雾扑了一脸,凉丝丝的。他回过头找我,在人堆里喊:“红梅!红梅!”我朝他招了招手,他挤过来一把抓住我手腕,这回没松,一直走到人少的地方才放开。他手心全是汗,热乎乎的。

第二天他要去北郊见个客户,让我自己在家歇着。我闲不住,把他厨房擦了一遍,灶台油垢积了厚厚一层,我拿钢丝球蹭了半个钟头才见白。中午他回来,一进门就愣了:“你把厨房拾掇了?”我说闲着也是闲着。他搓着手在厨房转了两圈,说:“红梅,你真勤快。”我白了他一眼:“你媳妇以前不给你拾掇?”他脸沉了一下,摸出烟点上:“别提了,她那人,眼里没活,就知道打麻将。”我没接话,把洗好的碗放进橱柜。

下午他非拉着我去逛建材市场,说他有个门店在那儿,带我去认认门。门店不大,二十来平,摆着各种瓷砖样板。他指着最里面一排仿古砖说:“这批货压了半年了,今年行情不行。”正说着,隔壁店老板过来串门,看见我愣了一下,冲陈建民挤眼睛:“老陈,这谁啊?”陈建民递了根烟过去,说:“老家来的同学。”那人嘿嘿笑:“同学,好同学。”走了以后我问他:“你咋不说实话?”他把烟灰磕了磕:“说啥实话,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要脸。”

这话我当时没咂摸出味儿来。

接下来几天他白天跑工地见客户,晚上带我到处吃。回民街的羊肉泡馍、粉巷的葫芦头、东新街的夜市烤串,吃得我嘴角起了燎泡。第五天晚上,他说要请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吃饭,让我一块去。我说你们谈事我去不合适吧,他摆摆手:“有啥不合适的,让他们看看我老陈也有伴儿。”

那顿饭在太白路一个湘菜馆,包间里坐了六个人,除了我全是男的,一桌子烟味呛得我眼睛疼。陈建民挨个介绍,到我的时候含糊说了句“我老家来的朋友”。有个姓孙的胖子端着酒杯冲我举了举:“嫂子好!”我赶紧摆手:“不是不是,就是同学。”陈建民在桌子底下捏了我手一下,我闭了嘴。那顿饭他喝了不少,散场的时候走路打晃,我扶着他胳膊打车回家。在车上他把脑袋靠我肩膀上,含含糊糊说:“红梅,还是你好。”司机从后视镜看了一眼,我把他脑袋扶正,他顺势抓住我手不放。

第七天出了事。

那天下午来了个人,四十来岁,黑脸膛,脖子上挂着根粗金链子。陈建民在客厅跟他说话,我在次卧叠衣服,门虚掩着,声音一句一句飘进来。那人嗓门大:“老陈,那两万块钱你说上礼拜给,这都几个上礼拜了?”陈建民压着声音:“孙哥,再宽限几天,我那批货出了就结。”姓孙的拍桌子:“你上回也说出了货就结!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陈建民连声说好话,又是递烟又是倒茶,最后说:“实在不行我先给你凑五千,剩下的月底,月底一定。”姓孙的说:“月底再不给,别怪我不讲情面。”摔门走了。

我从次卧出来,陈建民坐在沙发上抽烟,烟灰掉裤子上他也没管。我倒了一杯水放他面前:“差人家钱?”他挠了挠头:“生意上周转不开,就两万,不算啥大事。”我说你手里连两万都没有?他苦笑:“钱都压货上了,账上就剩三千多,还得给工人开工资。”我坐他对面,他抬头看我一眼,眼神跟年轻时候求我别分手那会儿一模一样,又蔫又可怜。

他往前探了探身子:“红梅,你手头宽裕不?先借我两万应应急,下个月货款回来马上还你。”我端水杯的手停在半空,心里咯噔一下。那会儿我卡里正好有两万八,是背着我攒的私房钱,老周不知道。我退休金不高,平时给小区里两家做钟点工攒下来的。我说我哪有那么多,他盯着我:“你刚才说你退休金存了点,先应个急,我还能不还你?”我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烟掐了,说:“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我再找别人。”

我这人最怕听这种话,好像不借就是我小气。我说你让我想想。晚上躺在那张铺了新褥子的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传来他打电话跟人借钱的声音,好像是打给他兄弟,对方没借给他,他嗓门越来越大:“两千也行啊!两千都没有?”挂了电话,客厅安静了半天,然后听见打火机啪的一声。

第九天早上,我去楼下银行给他转了两万。他收到短信提示,脸上笑开了花,一把搂住我肩膀:“红梅,你真是我贵人。”我推开他:“你记着还就行。”他拍胸脯:“放心,下个月十五号之前保证还,我陈建民说话算话。”当天中午他带我去吃了顿好的,点了六个菜一个汤,还开了瓶西凤酒。他自己喝了半斤,脸红脖子粗地跟我忆往昔,说当年要不是他爹拿绳子捆着他去相亲,他死活都不会娶那个磨坊家的闺女。我听着,心里说不上啥滋味。

往后的日子就变了味。他拿了钱,第二天一早就去给姓孙的送了一万五,剩五千揣自己兜里。我说你咋不全还了,他说先还一部分意思意思,剩下的得留着进料。从那以后他接电话开始避着我,有时候说着说着就走到阳台上,把推拉门拉上。我问他工地咋样,他就说还行还行。有天晚上我洗他外套,从兜里掏出一张超市小票,买了四条芙蓉王和两瓶酒,花了一千多。我举着小票问他,他说:“送礼用的,这你都不懂。”

第十二天晚上,他接了个电话,是他前妻打来的。他在阳台说了快四十分钟,我隔着玻璃门看见他一会蹲下一会站起来,拿手搓脸。挂了电话进来,他脸色不好看,我问咋了,他说孩子要交补课费,前妻让拿五千。我说你刚给人家还了一万五,手里那五千正好给她。他坐在沙发上闷了半天,说:“那五千我进料用了。”我看着他:“那你孩子补课费咋办?”他不吭声,拿手在膝盖上搓来搓去。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嘴刚张开,我就知道他要说啥。我说:“我没钱了。”他哦了一声,把电视打开了。

那天晚上我听见他在客厅给前妻打电话,说要不再缓缓,对方嗓门尖,从听筒里传出来:“陈建民你少抽两包烟啥都有了!”他把声音压得很低,我听不清他说了啥,但听见最后他叹了口气说:“行行行,我想办法。”

第十三天,我一整天没出门。中午我煮了挂面,他吃了两筷子说没胃口,放下碗就去卧室躺着刷手机。我洗完碗站在阳台上,看楼下老头老太太推着婴儿车遛弯,心里盘算着回去的车票。下午三点多,他手机响了,他接起来说了两句就急急火火穿鞋往外走,我问咋了,他说工地上有点事。晚上七点多才回来,进门也不说话,坐那儿一根接一根抽烟。我问事情咋样了,他说没事,让我别管。

那天夜里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他卧室门缝透着光,凑近一听,他在跟人语音,好像是那个姓孙的,说“那两万我月底肯定给你,你再宽限几天”。我站在走廊里,脚底下凉飕飕的。他明明说已经还给人家一万五了,怎么又欠着两万?我回到屋里躺下,脑子嗡嗡的。他这摊子到底有多大窟窿,我压根不知道。

第十四天早上,我跟他说家里有事得回去。他正蹲厕所,隔着门问:“咋这么急?再住两天呗。”我说老周打电话说家里水管漏了。他哦了一声,说那吃完午饭走。中午他煮了速冻饺子,猪肉白菜馅的,破了好几个,皮是皮馅是馅地漂在汤里。他把完整的几个捞给我,自己吃破的。吃完饭他帮我拉箱子,拉到门口站住了,说:“红梅,那两万我下个月打你卡上。”我说行。他又站了一会儿,说:“路上注意安全,到了发个消息。”我说好。他送到公交站,我上了车,他从车窗底下塞进来一百块钱,说:“打车去北站,别挤公交了。”我把钱推回去,他又塞过来,司机按了声喇叭,我就收下了。

火车上我旁边坐了个老太太,带着个五六岁的小孙女,小姑娘一路上都在吃薯片,番茄味的,车厢里飘着那股酸甜味。我靠着窗,看外头的杨树一棵一棵往后倒,脑子里想的全是我那张两万块的卡。下火车是晚上七点多,老周骑着电动车来车站接我,看见我就说:“瘦了,没吃好?”我说吃不惯。他把行李箱绑在后座上,我坐前面,一路上风吹得我眼睛睁不开。到家他给我下了碗挂面,卧了个荷包蛋,端到茶几上,说:“趁热吃。”我端着碗,眼泪啪嗒掉碗里了。他坐旁边看新闻联播,没看见。

回来第三天,我发消息问陈建民货款回来没。他说快了快了,下周。到了下周我再问,他说客户那边拖着了,再等等。又过了一个礼拜,他说在要账呢,要回来就给你。我说陈建民你给个准话。他半天没回,晚上发来一条语音,声音有点冲:“红梅你咋这么急?我还赖你这俩钱不成?”我没再回他。

后来那个拉我进群的初中同学在微信上问我:“你跟陈建民处得咋样?”我说就那样。她说:“他那人你可得留个心眼,前年他跟咱班李秀兰借了五千,到现在没还,李秀兰都不好意思要了。”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半天,把手机扣桌上了。老周那天买了条鲤鱼回来让我炖,我收拾鱼的时候手机在客厅响了一声,我没去看。吃饭的时候老周问我:“你那个同学还联系没?”我说哪个同学。他说:“就西安那个,你回来以后老看手机。”我把鱼刺吐出来,说:“不联系了。”

老周没再问,夹了块鱼肚子上的肉放我碗里,把刺挑干净了放的。

那个月十五号,陈建民没打钱。二十号,没打。到了月底最后一天,我发了条消息:“陈建民,两万块你到底还不还?”他过了俩钟头回我一句:“红梅你别催了,我这边真紧张,过完年肯定还。”我把这条消息截了图,存进相册里一个叫“房产证”的文件夹,跟存折照片放一块了。

过完年他没还。我再没问过。那两万块钱就当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