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2月，江西龙冈，红军俘虏队伍里有一名神情沉静的国军军官。他叫王诤，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无线电报务员。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战场上的失败，会让一个国军电报员成为人民军队通信事业的奠基者。
王诤出生于1909年，江苏武进人。青年时期，他进入南京的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那是一个新鲜而冷门的专业，懂得摩尔斯电码、会操作电台的人并不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党军队，先后担任无线电报务员和中尉报务员。
无线电的价值，平时不显山露水，到了战场上却关系到命令能否传到前线。国军当时拥有较完整的通信设备，红军却主要依靠交通员、骑兵和口头传令。两支军队的装备差距，往往就藏在一封电报、一组密码之中。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王诤随部队进入中央苏区。龙冈一战，国民党军遭到重创，张辉瓒被俘，王诤也被红军控制。按照旧式军队的规矩，战败军官很可能面临严厉处置。但红军对俘虏实行教育和争取政策，王诤没有受到虐待，还被允许继续发挥无线电技术。
他很快作出选择，带着一部英制无线电台和部分器材加入红军。那部电台并不完整，发电还要靠人力踩踏，零件也有损坏。可在当时的红军眼里，它价值极高。只要能够重新启动，就可能让相隔数百里的部队迅速取得联系。
1931年春，第二次反“围剿”开始。王诤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队队长，承担起搜集敌军电报、保持部队联络的任务。电报截获不是简单地“听见”几个字，还要辨认呼号、判断密码、核对时间，再从零散信息里拼出敌军的行动方向。
有一次，王诤从敌军电报中发现部队调动迹象，立即把情报上报。红军据此调整部署，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毛泽东得知后曾说，电台使红军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这句话并非夸张，通信技术第一次让红军能够更及时地掌握敌情。
那段时间，红军连续转战，依靠准确情报寻找敌军薄弱处。王诤带领报务人员昼夜值守，设备坏了就设法修，缺少零件便拆旧器材改制。电台队既是作战单位，也是一个技术学校，许多年轻战士在这里学会了收发报和维护机器。
第三次反“围剿”后，红军通信力量继续扩充。王诤重视密码管理，也重视人才培养。他明白，几部电台并不等于完整的通信体系，只有培养出成批报务员，建立统一的纪律和联络制度，通信才能真正服务于指挥。
长征途中，电台设备笨重，行军条件又极其艰苦，通信人员必须在保密、速度和安全之间作出取舍。王诤参与保障中央机关和部队联络，为红军在复杂环境中保持指挥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到延安时期，王诤先后负责军委通信工作和军委第三局工作。他推动电台分工、密码管理、人员训练和器材维修逐步制度化，使通信不再只是少数技术人员的临时任务，而成为军队指挥体系中的固定环节。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广播事业由此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延安的声音能够通过电波传向更远地区。王诤还重视通信知识的交流，支持编印专业刊物。毛泽东为相关刊物题写“通信战士”，既是鼓励，也说明通信工作已经成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王诤担任军委电信总局局长，后兼任电信工业局局长，参与新中国通信和广播事业的建设。此时摆在他面前的，不再只是战场上的一部电台，而是全国范围内的通信组织、设备生产和人才培养。
抗美援朝时期，通信保障直接关系到部队协同和空中作战。此后，王诤又参与国防电子技术和防空体系建设，为新中国早期电子工业、通信工业的发展投入大量精力。1955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王诤有两个儿子后来成为将军。长子王苏民长期从事军队工作，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被授予中将军衔。另一位儿子王建新从事指挥自动化研究，后来成为少将。父亲留下的，并不只是一个响亮的称号，还有对技术、纪律和责任的严格要求。
1978年，王诤因病逝世。毛泽东曾评价他是人民解放军通信事业的开创者。这个评价的分量，来自龙冈被俘时的一次选择，也来自此后几十年里对无线电、密码、广播和电子技术的持续投入。娄山关、延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通信建设，都留下了这位技术型将领的工作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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