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21日清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附近,王孝和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临行前,他亲了亲女儿的脸,又看了一眼妻子忻玉英。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出门,竟成了这个家庭最后一次团聚。
两天前,国民党特务万一曾到王家威逼利诱,要求他交代所谓“同伙”。王孝和没有屈服。那天夜里,他烧掉手头资料,并把家中可能牵连他人的物品逐一处理。
忻玉英那时已经感觉到事情不对。王孝和却很平静,反复交代她:“如果我被捕,先把佩琴送回宁波。日子过不下去,就把家里的东西变卖。要是我回不来,你还年轻,不要一直等。”
这番话,忻玉英听不进去。她只希望丈夫暂时离开上海,到乡下躲一躲。可王孝和没有接到组织撤离的通知,仍决定留在岗位上。当天上午,他在上班途中被秘密逮捕。
王孝和出生于宁波,14岁到上海读书,后来进入杨树浦发电厂工作。1941年,17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凭借工人身份,他长期在电厂开展工作,1946年还参与组织工人罢工,逐渐成为工人运动中的骨干。
他与忻玉英的婚姻,起初带有包办婚姻的色彩。两家早年相邻,长辈在孩子年幼时便替他们订下婚事。直到1947年,已经19岁的忻玉英随母亲来到上海,两人才真正见面。
那次见面,地点在亲属家附近。忻玉英扎着两条辫子,几乎没有离开过乡村;王孝和则带她看了上海街景,陪她吃饭聊天。一个拘谨,一个耐心,几天下来,原本陌生的两个人渐渐熟悉起来。
王孝和曾问她:“你信佛吗?平时喜欢做什么?”忻玉英一一回答。她后来回忆,那时并不知道丈夫已经从事地下工作,更不知道这场婚姻还经过了组织方面的考虑。
婚后,两人在电厂附近租住,生活并不宽裕。王孝和的工资要分成几份使用,忻玉英却从未抱怨。丈夫经常深夜回家,她总在门口等着。王孝和对她说过:“你愿意跟着我,我欠你的太多。”
1947年,女儿王佩琴出生。王孝和既高兴,又始终担心自己的工作会给家人带来危险。他有时带同志到家中,以打麻将作掩护,让妻子抱着孩子守在门口观察动静。忻玉英不清楚其中缘由,却知道丈夫交代的事不能马虎。
被捕后,王孝和遭受严刑审讯。直到第17天,忻玉英才获准探监。眼前的丈夫伤痕累累,衣服上满是血迹,却仍强撑着安慰她。忻玉英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王孝和听后很高兴:“我们又要有孩子了,你应该高兴。”
营救行动没有停止。工人、律师和各界人士不断呼吁释放王孝和。特务曾带忻玉英到杨树浦发电厂,逼她指认相关人员,并许诺只要配合,就能放人。她面对熟悉的面孔,始终没有吐露实情,只说自己认识的只有万一。
1948年9月24日,王孝和的死刑判决被维持。9月30日上午,他在提篮桥监狱刑场被秘密枪决,年仅24岁。临刑前,他写下三封血书,分别留给难友、父母和妻子,嘱托家人照顾忻玉英,也希望她将来重新寻找生活。
王孝和牺牲23天后,忻玉英生下第二个女儿。她按照丈夫血书中的意思,给孩子取名王佩民。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王孝和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1月5日,忻玉英带着两个女儿和婆婆,为他举行追悼会,上海许多工人代表到场悼念。
此后,忻玉英进入夜校和专科学校学习,并被安排工作和住所。她逐渐明白,丈夫当年那些看似反常的举动,都与革命工作有关。她没有把人生停在悲痛里,还要抚养两个孩子长大。
后来,住在楼上的陆祖兰常来帮她修理家具、料理杂事。陆祖兰比她小三岁,彼此相处久了,感情逐渐建立。忻玉英最终与他再婚,这并不违背王孝和临终前的愿望。此后,她常与陆祖兰一起祭奠王孝和。
两个女儿成年后走上不同道路。大女儿王佩琴学习音乐,后来移居澳大利亚;小女儿王佩民长期从事地方志工作。她从未见过父亲,却通过母亲、战友和历史资料,一点点还原出父亲的一生。
2019年11月29日,王孝和先进事迹陈列馆在宁波开馆。71岁的王佩民参加仪式时多次哽咽。展柜里的照片、血书和遗物,让这段发生在上海解放前夕的家庭往事,留下了清晰而具体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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