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可能天生骨子里就带着点坏。

1902年6月24日,美国《纽约时报》在第2版刊出一条让整个马萨诸塞州松了一口气的消息:护士简·托潘因谋杀玛丽·D·吉布斯受审,陪审团认定她“因精神错乱而无罪”,当天就把她送进了汤顿精神病院,终身监禁。整整三十六年后的1938年8月18日,同一家报纸又登了她的死讯:这个被称作“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投毒者之一”的女人,在汤顿州立医院咽了气,活了八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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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完简·托潘的全部底细之后,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有些人,可能真是从娘胎里就带着不对劲的东西来的。

你要说是那个酗酒、行为古怪、后来疯到把自己眼睑缝起来的父亲“疯子凯利”把她教坏了?可她六岁就被丢进了波士顿女子收容所,在亲爹身边根本没待几年,一个六岁的孩子能从环境里吸收多少“深刻的塑造”?我反正不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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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我觉得后背发凉的是,1902年审判时出庭的医生们给出的说法是,托潘“生来就带着一副虚弱而神经质的脑子”,缺乏道德感,自控力有缺陷,而且有理由相信这种状况是遗传的——不光她父亲进了精神病院,她的姐妹后来也进去了。以我的角度看,这根本不是什么“悲惨童年逼出来的堕落”,这是一台出厂就有毛病的机器,放在什么环境里最后都会碾死人。

“快乐简”这张皮,底下藏着一套杀人的手艺

简·托潘原名霍诺拉·凯利,1854年生在波士顿,父母是从爱尔兰过来的移民。母亲死得早,父亲把她和姐姐送进了收容所。后来她被洛厄尔的托潘家领去做契约仆役,契约期满拿了五十美元,名字也从霍诺拉改成了简·托潘。她没被正式收养,但在那个家里做仆人、做陪伴,一待就是十几年。当年报纸对她的评价挺有意思:聪明,在学校表现不错,交朋友不难,就是有点爱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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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前后,她进了剑桥医院学护理。同事对她的看法分裂得很,医生器重她能干,病人喜欢她开朗利落,于是“快乐简”这个外号就叫开了。我想说的是,这个外号本身就是她最好用的凶器。一个笑嘻嘻的、手脚麻利的护士凑到你床边,谁会往毒药那方面想?

她在剑桥医院期间摸透了吗啡和阿托品的搭配:吗啡把人往下拽,阿托品把表面的迹象往上拉,剂量调得巧,死相看起来就跟病情自然恶化没什么两样。后来她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因为乱发鸦片类药物被解雇,回到剑桥医院又因为多次“给错药”挨训、再次被扫地出门。可那又怎样?她手上有一批愿意替她说话的医生和病人,换个地方照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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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家五周死四口,这才捅破了天

离开医院体系之后,简在私人护理的幌子下动手越来越随意。1895年前后,她嫌房东伊斯雷尔·邓纳姆“又老又脾气坏”,毒死了他;两年后又搬去和邓纳姆的遗孀同住,把老太太也送走了。1899年,她把目标对准了托潘家的养姐妹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嫁给了教堂执事奥拉梅尔·布里格姆,日子过得体面,简心里那根刺越扎越深。

她主动提出带伊丽莎白去野餐,食物由她准备,伊丽莎白喝下掺了士的宁的水,死得极其痛苦。简后来描述这件事的口吻冷得不像人话:她把伊丽莎白抱在怀里,看着对方咽气。伊丽莎白一死,她转头就问奥拉梅尔要走了金怀表和表链,卖了。她甚至还动过嫁给奥拉梅尔的念头,给他下毒再把他“护理”回来,结果人家病好了照样对她没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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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她兜不住的,是1901年那个夏天。戴维斯家的女主人玛蒂·戴维斯上门找简催讨五百美元欠租,简在矿泉水里下了毒,玛蒂病倒后又补了吗啡,7月5日人没了。奥尔登·戴维斯死了老婆,家里需要人管家,简又欠着这家的钱,干脆被雇了进去。

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死亡:7月26日,女儿吉纳维芙死了,说法是“抑郁自杀”;8月8日,奥尔登死了,说法是“中风”;8月12日夜里到13日凌晨,剩下的女儿明妮·吉布斯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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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之内,一家四口,一个接一个。明妮的公公伦纳德·伍德是一位心脏毒理学家,他坚持验尸,结果从尸体里查出了吗啡和阿托品的痕迹。在我看来,简·托潘最让人头皮发麻的地方就在这里:她不是失控杀人,她是在“工作”的间隙顺手杀人,杀完了还能若无其事地给下一个目标递水。

三十一条人命,换三十六年舒服的病房

1901年10月29日,简在新罕布什尔州被捕。关押期间她很快跟监狱长的妻子成了朋友,对方坚信她完全无辜——你看,这人身上那种让人卸下防备的本事,到进了牢房都没失灵。审判的时候控方一开始走了弯路,盯着砒霜查,结果发现砒霜是防腐过程带进去的,跟简用的药对不上。后来才理清,她用的是吗啡加阿托品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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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自己向资深律师弗雷德·比克斯比承认,她护士生涯里杀的人“不少于三十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后来把她列为确认受害者数量最多的女性连环杀手,依据就是这三十一人的供词,但其中真正被确认身份的只有十二个。

她在供词里还给自己的“疯”找了个浪漫的由头,说十六岁被一个许诺娶她的男人抛弃了,要是当初结了婚,也许就不会杀那么多人。我的想法很简单:这个故事没有任何旁证,编出来的可能性远大于真的。她需要的是一个让陪审团相信“她是疯了”的理由,而不是一个让受害者家属相信“她本来可以不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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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6月,陪审团六小时不到就裁定她因精神错乱无罪,送进汤顿州立医院。刚进去那几年她大概还觉得自己能靠嘴皮子把自己说出去,后来发现没戏,人就真的垮了。她一度偏执到给医生写信说“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来毒害我”,医院不得不给她强制喂食。

1906年有报纸描述她对着空气“护理”想象中的病人,催人家吃药,喊人家快死了。我每次读到这一段都觉得讽刺到了骨头里:她对外面那些真实的人命下手的时候脑子清清楚楚,关进精神病院之后,反而活成了别人眼里标准的疯子。她在汤顿又活了三十多年,1938年8月17日去世,八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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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那三十一个冤死的人说一句:她活得太久了

我不是说她不该被关起来,我是说她这条命最后那三十六年,每一天都是用别人的命换来的。一个把吗啡和阿托品玩成手艺、把病人当实验品、把朋友和养姐妹当绊脚石的人,最后死在病床上,死的时候身边大概还有不知情的护工在照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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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立场看,基因也好,天生缺陷也好,这些东西可以解释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解释不了她凭什么比那些受害者多活那么多年。简·托潘的故事说到底就一句话:有的人坏,是环境和遭遇推着走的;有的人坏,是骨子里带来的。她六岁被丢进收容所不假,可收容所里出来的孩子千千万万,拿着吗啡和阿托品去一个一个送人上路的,就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