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古今中外，孙中山是罕有之“枢纽”性质的人物。传统中国的许多制度终结于他为之奉献的奋斗，现代中国的很多变革又发端于他为之寄望的创见。一百多年来，新与旧、中与西、传统与现代……这些重大议题均难以绕开孙中山。相关研究自他生前即已开始，著述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只是过往的言说，多围绕他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这一丰功伟绩展开，而城乡关系这一层，常不太为人注意。
1924年6月中下旬，孙中山同一位苏联顾问讨论如何组织和武装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二人意见相左。孙中山坦言：“迄今我和国民党都还没有能够同农民建立联系，这是国民运动中的一大疏忽，主要原因在于本党党员的成分。”继而他微笑着说：“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的追随者多数是学生、城市知识分子以及属于一定程度的商人阶层。所以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并在那里扎根。”这番有廖仲恺在场的谈话，未收入各类《全集》，而是由那位顾问带回苏联发表，长期不为史家所重视，却值得细细品味。孙中山生于广东香山翠亨村的农家，早年上书李鸿章，自称“文之先人躬耕数代”，晚年却自认“资产阶级出身”，前后不一，其故安在？一场不从农村出发、不与农民接触的革命，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定性之外，是否同时也是一场“城市革命”？依笔者管见，从城乡关系切入，不仅能更清楚地看见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从何而来，也能更透彻地理解它的局限因何而生。
一、迈入城市的革命者
鸟瞰孙中山一生行迹，他虽从乡村走出，却一直在城市中游走，并在城市中终老。1879年，13岁的孙中山随母远赴檀香山，第一次离开乡村，他与城乡的关系由此发生根本逆转。此后求学、行医，他辗转于火奴鲁鲁、香港、澳门、广州；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又开始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东京、横滨、新加坡、伦敦、巴黎、旧金山、纽约，寓居之处几乎都是熙熙攘攘、文明荟萃的大城市；辛亥革命以后的13年多，仅上海、广州两城就占去近十年。城市经验在他短短59年的人生中，占有压倒性的比重。无怪乎他在《孙文学说》里解释“生元”（即细胞）时，会信手拈来这样一个比方：“生元之结聚于人身各部，犹人之居住于各城市也。”在他看来，人聚居于城市，乃是天经地义的自然之道。
城市经验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13岁那年的远洋航行，让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真正的触动来自香港。1923年，他在香港大学演讲时回忆：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课余常在街市闲步，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每年回香山两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在乡里竟须自作警察以自卫。他追问：“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孙中山说“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这绝非场面话，而是深思熟虑、发自肺腑。“无一地如香港者”，对照的是现代城市与传统中国的城居样貌；他在香港所受的刺激，是中西之别，也是城乡之别。西医书院毕业仅三年，他便深知医人不如医国，策划了广州起义。
城市也是他构想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底色。集其思想大成的《建国方略》，处处可见伦敦、巴黎、纽约的身影。《实业计划》更是一部以城市为核心的蓝图：以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为纲，“使与纽约等大”，期待“东方纽约崛起于极短时间之中”；辅以一系列二等港、三等港和渔业港，再用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把沿海与内地的城市联成一体，带动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集体发达。可以说，孙中山是一位迈入城市的革命者：他生活在城市，觉醒在城市，他对现代中国的未来想象，也落脚在城市。
由此再看孙中山晚年“资产阶级出身”的自我认定，便不难理解。论家世，他是“躬耕数代”的农家子弟；论社会存在，他自少年起便脱离乡土，在口岸城市里求学、行医、结社、办报、募款，与学堂中人、报馆中人、商界中人朝夕相处，早已是城市社会中的一分子。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孙中山对自己阶级身份的判断，依据的不是出身，而是他半生所处的社会存在。“躬耕数代”与“资产阶级出身”之间的落差，正是这位出身岭南海隅的农家子弟被现代城市重新塑造的印记。
二、“城市化”的中国人与辛亥革命
一场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的革命，当然不是孙中山一人鼓吹就能成功的。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发现革命形势“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时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而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二十世纪初，孙中山革命先驱地位得到广泛确认，聚拢在他身边的，正是他晚年所说的“学生、城市知识分子以及属于一定程度的商人阶层”。换言之，是一群“城市化”的中国人，奠定了辛亥革命这座“大厦”的基座。
所谓“城市化”的中国人，不只是从乡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更是生活方式、知识结构与身份认同都在城市中重塑的一代人。传统士绅多以地主身份与土地相连，宗族、田产、乡约，把他们同乡村秩序牢牢系在一起；新式学堂的学生、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口岸的商人和报人，依托的却是学堂、报馆、商会、社团这些新型的城市组织，安身立命已不在土地。他们因此更容易挣脱旧秩序的束缚，对革命理想“感受极速”；也正因此，他们与乡村社会日渐疏离。这种疏离，既是他们勇于革命的来由，也埋下了革命局限的伏笔。
辛亥革命的展开方式，同样带着鲜明的城市印记。革命党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城市起义；武昌首义之后，各省响应，也多发生在省城和通商口岸。海外学者较早注意到这一点。周锡瑞研究两湖的辛亥革命，称之为一场“突然爆发的、意外地不流血的、几乎完全发生在城市里”的革命，领导者是“一个西方化的、城市的、改良派的上流阶层”。国内学者也偶有“辛亥革命就是一场城市革命”的论述。这一判断，既把辛亥革命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王朝更迭区分开来，也把它同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区分开来。
或许有人会问，冲锋陷阵的会党，很大一部分出身破产农民，怎能说这场革命与农民无关？但要知道，会党的性质不能代表农民。整个辛亥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始终未曾发动农民，也未曾领导清末此起彼伏的民变，这已是学界共识。即便起义者中有人最初来自乡土，起义也都是在城市发动，以攻占城市为目标，依托新军营伍、新式学堂等城市组织展开。某些参与者出身的乡土性，改变不了这场革命的城市属性。
城市给了这场革命以力量。口岸城市的报刊、学堂、商会，乃至租界的缝隙效应，为一个没有地盘、没有军队的革命者提供了舆论、人才、经费和庇护。孙中山屡败屡起，却始终保有很强的政治号召力，所凭借的正是城市社会所能聚集的这些资源。但城市也给这场革命划定了边界：它能在城市中掀起风潮，却难以撼动广袤的中国乡村和数亿农民。
三、力量来自城市，局限也来自城市
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称为“城市革命”，不是用空间取代阶级，而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定性补上空间维度。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里，城乡关系本就是理解历史的一条主线。《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城市理论家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个真正坚定可靠的观点，既不是从时间的抽象飞跃出发，也不是从起源的回溯出发，而是关于城市的总体主张”。他进而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封建生产方式的解体及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归因于并且依附于一个主体：城市”。《共产党宣言》说得更直白：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勾勒过城乡关系的历史变迁：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但那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而“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不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东西方的历史演进虽有不同，但资本主义起源于城市、资产阶级诞生于城市，这一点是相通的；资产阶级以城市为武器，向封建制度吹响进攻的号角，这一点也是相通的。孙中山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改天换地的世界。即便是饱受欺凌的中国，也被卷入了“乡村城市化”的大潮中。因此，辛亥革命按其社会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以城市为策源地、以“城市化”的中国人为骨干，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中国的“乡村城市化”，并不是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展开的。《共产党宣言》在讲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于城市的同时，也讲它“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近代中国最先长成的现代城市，大多是条约体系下开埠的通商口岸，城市的现代性与半殖民地的屈辱交织在一起。上海既是某种“模范都市”，也是“次殖民地”标本。孙中山在这样的城市里看见了现代文明，也看清了民族危机。他领导的城市革命，因而从一开始就不仅是推翻帝制的民主革命，也是救亡图存的民族革命。而在这种矛盾体城市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然带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单靠城市的力量，难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确实，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度，只在城市展开的革命难以走到底。马克思在1852年写道，无产阶级革命若得不到农民的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毛泽东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得更加透彻：“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这正是孙中山所领导革命的历史限度：它的力量来自城市，它的局限也来自城市。
就连孙中山民生主义中貌似最接近农民、农村的“平均地权”，其着眼点也多在城市。这一主张深受亨利·乔治单税学说的影响，核心是核定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增价归公，所要遏制的，主要是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地价暴涨。孙中山讲解民生主义，常举上海作例子：黄浦滩的地价，八十年间“大概可说相差一万倍”；同样一亩地，在黄浦滩“每亩可租得一万几千元”，在上海乡下出租，最多不过五元至十元。在这些例证里，乡村是作为城市的参照出现的，他所要“平均”的，首先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土地增值的利益。
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晚年对这一限度也有清醒的自觉。1924年那番“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的坦言，不是一时的自谦，而是一位“先知先觉者”对毕生事业的深刻反省。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中国国民党，提出“耕者有其田”，把目光投向了农村。只是天不假年，这一转向，要由后来者去完成。
四、从城市出发，又回到城市
把城乡关系补进来，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便显得更加完整。辛亥革命是一场城市革命，它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却没有带来“大的农村变动”。大革命失败后，作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广大农村积蓄力量。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告：“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从城市出发，走向农村，再回到城市，这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重回城市的，已不是少数“城市化”的精英，而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扎根于亿万农民之中的革命力量；城市也不再是悬浮于乡村之上的“孤岛”，而成为领导乡村、联结城乡的中心。孙中山领导的城市革命，正是这一螺旋的起点。称之为城市革命，并不是贬低辛亥革命，而是把它放到中国革命的完整链条中去理解：辛亥革命在城市中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而对其局限的反思，又推动后来者找到了新的道路。
城乡关系的改变，也许是现代化进程中最深刻的改变。1949年末，我国城镇化率只有10.64%；到2025年末，已达67.89%。孙中山当年描绘的港口、铁路与城市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不仅早已成为现实，而且比他构想和描绘的更为丰富和宏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孙中山那一代人以城市为舞台的革命，到今天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城市的意义已发生根本变化：它不再只是少数“先知先觉者”掀起风潮的舞台，而是人民共建共享的家园。回望百年前那场“城市革命”的得与失，更能体会其中的历史分量：现代化离不开城市的引领，也离不开乡村的同步发展；城与乡，从来不是此消彼长的两极，而是相互成就的整体。
“城市革命”的视野，也为孙中山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维度。人物研究历来偏重时间叙事，按年谱排比生平，共时性的思考尚不多见。一旦打开空间维度，至少有两个方向值得开拓：一是孙中山生前的空间观。近代以来，像他那样钻研“舆图之学”、又有收藏之好的政治人物，罕有其匹；在全球地理学近代转型的大背景下，他的空间观如何生成、如何演进，又如何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值得深究。二是孙中山身后的记忆空间生产。1925年他逝世后，延续百年的纪念活动催生了大量以他命名的陵墓、故居、道路、公园、桥梁、广场，深刻塑造着中国乃至世界许多城市的景观与集体记忆。这些空间如何被建构、被赋予时代意义，至今仍在影响着城市的发展。从时间叙事走向时空并重，孙中山研究有望焕发新的方法论活力。
治中国近现代史，像孙中山这样“枢纽”性质的人物，本就无法绕开。在全国人民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从城乡关系重新认识这位“迈入城市的革命者”，既是对革命先驱的致敬，也是对时代之问的回应。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标题：《城市革命：城乡关系中再读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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