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0年，唐军抵达定襄附近，苏定方率领两百名骑兵突袭东突厥牙帐。兵力悬殊，军情又紧，他没有等待大军会合，而是抓住颉利可汗防备松懈的空当，突然发动冲击。两百骑兵撕开缺口，东突厥军队一时大乱，唐军主力随后赶到，颉利败逃。
这不是传说中的“一人吓退千军”，却是一场极具风险的前锋战。苏定方敢于用小股精锐制造混乱，靠的不是蛮力，而是判断。他知道，草原骑兵最怕阵脚被打乱，只要先破其胆气，后续战局就会出现转折。
李靖后来对将士说：“用兵贵在出其不意。”苏定方没有多言，只回答：“敌有疏忽，便是我军的机会。”
苏定方，字定方，本名烈，约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二年，也就是592年，河北武邑人。其父苏邕曾在隋末领兵，苏定方少年时便随父作战。那是一个兵乱频仍的年代，军人子弟很难拥有安稳生活，刀枪和军营几乎伴随了他的成长。
隋朝覆亡后，苏定方曾先后跟随窦建德、刘黑闼。两支力量相继败亡，他也一度回到家乡，选择沉寂。有人据此指责他“屡次易主”，可放回当时的局势看，河北诸军各有归属，天下并未真正统一，苏定方的选择更多是随军求存，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反复无常。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并不是少年时期的勇猛，而是唐朝建立后长期积累的经验。贞观年间，他重新进入唐军体系，官职并不显赫，却逐渐熟悉了唐军在北方、漠北和西域的作战方式。
630年的定襄之战让他重新进入名将视野，但此后多年，他并没有一路升迁。军功、资历和朝廷信任，从来不是一回事。苏定方能打仗，却未必善于经营声名，这或许解释了他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原因。
唐高宗显庆年间，局势再次紧张。高句丽、百济与靺鞨势力牵动朝鲜半岛，唐军多次出兵。655年，苏定方随程名振出征，击退高句丽军。随后西突厥威胁西北，朝廷又调集兵力处理边患，苏定方逐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
一次西征中，王文度曾主张以严酷手段震慑敌众，甚至提出屠戮城中军民。苏定方明确反对：“军队取胜，不能靠失去军纪。”两人的分歧，直接影响了行动。此事之后，王文度受到惩处，苏定方反而得到唐高宗信任。
657年，苏定方出任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进攻西突厥。面对贺鲁部众，他没有贸然深入，而是分割敌军、各个击破，随后在金山一带击败其主力。贺鲁逃往石国，最终被擒送长安，西突厥汗国的主要力量由此瓦解。
这场战争的意义，不只是俘获一名可汗。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存在由此大幅推进，安西都护府的控制范围也得到扩展。苏定方真正厉害的地方，正在于他能把一次战场胜利，转化为更大的战略成果。
660年，唐军又联合新罗进攻百济。苏定方率军渡海，在熊津江口击败百济军，随后攻占泗沘城，百济国灭亡。与北方草原作战相比，这次行动涉及渡海、攻城和地方统治，难度并不相同，苏定方依然完成了任务。
关于“三战灭三国”的说法，严格讲需要分清时间。苏定方确实参与了灭西突厥、灭百济的关键战争，晚年还奉命进攻高句丽。但高句丽最终在668年灭亡，而苏定方已于667年病逝，不能把完整战果全部算在他一人名下。
也正因为如此，苏定方更像一名被时代不断推上前线的统帅，而不是传说中无往不胜的神将。他在战场上有果断，也有失误；有强硬手段，也曾反对滥杀。把他写成单纯的英雄，或写成十恶不赦的奸人，都不符合史实。
在民间演义里，苏定方常被安排成反面人物，甚至成为许多英雄人物的对手。小说需要冲突，便把复杂的军政关系压缩成善恶对立。可小说里的形象，不能代替正史中的苏定方。
667年，苏定方病逝，终年约76岁。唐高宗追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谥号“庄”。他没有等到高句丽战争结束，也没有亲眼看到所有战果落定，却把一生中最重要的岁月，留在了唐朝向北、向西、向东扩展的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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