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湖南韶山,毛泽东专程来到毛福轩家中,看望烈士遗孀贺菊英。屋子不大,陈设也很简朴,毛泽东没有只停留在寒暄上,而是详细询问她这些年的生活。面对这位失去丈夫多年的老人,他说:“你不要难过,今天我们胜利了,毛福轩为革命牺牲很光荣。”
这句话并非泛泛安慰。毛福轩牺牲已经二十六年,许多往事被岁月遮掩,但在毛泽东心中,这个曾经一起谈论穷人命运的乡亲,从来没有被遗忘。
毛福轩出身雇农家庭,少年时期便上山砍柴、下地干活、替人放牛。柴车推到银田寺,往往要走三十里路,可辛苦换来的收入,常常连几升米也买不到。窑主压价,地主收租,灾荒接连而来,贫苦人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有一年,毛福轩随家人外出逃荒。后来父亲因战乱受伤,他又带着家人返回韶山,早早挑起了养家的担子。生活给他的不是书本,而是一连串难以回答的问题:同样是人,为什么有人衣食无忧,有人拼尽力气仍然吃不饱?
那时,毛泽东常从长沙回到韶山。两人一有机会便交谈,谈农民的困苦,也谈造成这种困苦的根源。毛泽东没有把道理说得玄乎,而是从身边的田地、租谷和劳作讲起。毛福轩听得明白,也越听越坚定。
“穷人要改变命运,不能只靠忍耐。”毛泽东曾这样劝慰乡亲。毛福轩没有多少文化,却把这句话记得很深。他开始意识到,个人的勤劳固然重要,但若制度不变,许多人的苦日子仍会一代接一代。
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及其附设补习学校。毛福轩十分羡慕读书人,也渴望弄明白外面的世界。在毛泽东帮助下,他进入补习学校学习。课堂上的文字,第一次与他的生活经验连接起来,农民、劳工和社会变革,不再只是模糊的说法。
何叔衡、夏明翰、李达等人的讲授和影响,使毛福轩逐渐认识到,单靠几个乡亲的互助,无法撼动根深蒂固的压迫。1922年,他被派往江西安源,协助毛泽民开展路矿工人运动。在那里,他从一名乡村劳作者,逐渐成长为能够组织群众、开展宣传的革命者。
安源的经历改变了毛福轩的行动方式。他不再只是抱怨不公,而是学着发动工人、联系群众、安排工作。经过斗争锻炼,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他来说,这不是身份上的变化,而是把个人遭遇同广大劳动者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1924年,毛福轩回到韶山,开始组织农民协会,创办农民夜校,向乡亲们宣传革命道理。1925年,韶山党支部成立,毛福轩担任负责人之一。旱灾期间,地主豪绅囤积粮食、抬高价格,他便组织群众交涉,设法救济灾民。
局势很快紧张起来。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韶山群众举行示威,开展宣传活动,地方势力因此把毛福轩视为眼中钉。毛泽东离开韶山后,毛福轩继续留下来,坚持维持农民运动。1926年,他担任中共湖南区委特派员和农运特派员,负责湘潭、湘乡、宁乡边区的工作。
1927年,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毛福轩陪同并汇报基层情况。那些来自乡村一线的经验,为毛泽东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供了重要材料。毛福轩熟悉农民的真实想法,也知道群众为什么会起来、又为什么会犹豫。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湖南。毛福轩没有因为危险加剧而离开,仍在韶山一带开展隐蔽工作。1928年,为保存革命力量,他转赴上海,后来进入金山县公安局,以公开身份作掩护,暗中同党组织保持联系。
在金山的几年里,他传递情报,掩护同志,帮助党组织掌握地方情况。一次,县里要去搜捕中共金山县委负责人丁瑞章,毛福轩带人赶到村口,却故意高声喊问:“丁瑞章是哪一家?”这声喊话让屋内的人及时察觉,丁瑞章因此脱险。
这样的周旋极其危险。毛福轩既要应付敌人的盘查,又要保护组织成员。1931年,金山、松江两地党组织合并改组。1933年初,松金县委遭到破坏,毛福轩被叛徒出卖。2月27日,他在金山被捕,随后被押往上海,继而解送南京。
审讯中,敌人逼他写自首书,许以活路,也施以酷刑。毛福轩始终没有屈服。狱中,他还向同案同志讲述安源工运、韶山农民运动以及秋收起义的经历,鼓励他们守住信念。
亲友入狱探望时,看到他遍体伤痕,悲痛不已。毛福轩却说:“要死就死吧。”他留下遗书:“余为革命奋斗牺牲,对于己身毫无牵挂。”1933年5月18日,毛福轩与徐秋林等共产党员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到韶山,专程看望贺菊英。对毛福轩而言,生命停在了1933年;但他留下的那条路,早已由一个人的选择,变成了许多人共同承担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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