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宝鸡挖出一个失传已久的古国，这一重要发现，疑为三星堆文明的延续？|三星堆文明|墓葬|宝鸡站|手工业作坊|陶器|青铜器|鱼国

1975年春天，宝鸡茹家庄的一块老田里，谁也没想到，一锄头下去，会把一个在史书里“失踪了三千年”的古国给挖出来。

那天早上，村民杨列像往常一样下地，肩上扛着锄头，心里盘算着今年庄稼要是收成好点，家里日子能不能宽裕点。地刚翻开没几下，他的锄头“咔”的一声磕到了硬东西，以为是石头，顺手挖开一看，是几块白乎乎的碎骨头。

在那年月，谁家地里碰点骨头，不稀奇。杨列也没多想，嘟囔了一句“怕啥，不过是骨头”，就把碎骨往地头一丢，接着干活。可没几锄头下去，又碰到硬物，这回挖出来的可不是骨头，而是几块绿锈斑斑、形状怪异的“铜疙瘩”，上头还刻着细细密密的花纹。

他愣了愣，把铜块在裤腿上擦了擦，咋看咋觉得不寻常。村里人一向消息灵，没一会儿，地里挖到“宝贝”的事就传开了，有人说是“老古董”，有人说是“地主家的宝藏”，还有人打趣说“你这是要发了”。

消息传到文化馆和县博物馆，很快就惊动了文物部门。那会儿，全国正忙着搞建设，但只要一听说有可能是文物，考古队还是会跑来的。没过几天，省里的考古人员就带着工具和照相机到了茹家庄。

他们刚到地头，就发现情况不太对劲：田中间已经被挖出一个不规则的大坑，坑边散落着不少白色的骨头，粗一看像是马骨。村民们好奇地围了一圈，有人蹲在坑边看，有人抽着烟议论。

考古队把杨列挖到的“铜疙瘩”收集起来，拿到一旁仔细看了看，心里一下子就有数了——这哪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破铜烂铁，这是青铜器的构件，而且纹饰风格非常典型，是西周时期的东西，差不多离今天三千年。

那一刻，谁也没想到，这几块被随手扔在地头、差点被当废铜卖掉的东西，会把一个在文献中彻底没影的古国，从黄土里拽出来。

随着勘探和发掘的展开，埋在地下的故事，一层一层地被掀开。

考古队首先确定，这里是一座车马陪葬坑。坑里出土了六匹马的骨骸，只不过这些马骨交错叠压，顺序完全打乱，看着就像被人硬生生折腾过一样。这就有点奇怪了。

一般来说，周人车马坑里的马骨摆放很讲究，什么位置放车，什么位置放马，甚至马头是冲东还是冲南，都有规矩。可眼前这个坑里，六匹马骨乱作一团，就好像先埋了一批，后来又挖开，折腾过一轮。

到底是谁，把这些马弄成了这般模样？是后来的盗墓贼？还是当时的葬礼本身就有特殊含义？

有车马坑，那附近就应该有主墓。问题是，这座主墓在哪儿？

考古人员一边清理现场，一边和村民聊天。村里一个老人随口提了一句，说不远处那块高出来的一小块台地，土硬得不行，挖几锄头就掉铁火星，庄稼根本扎不进去，“我们都绕着那块地种”。

这一句话，让考古队立刻警觉。他们走到那块台地，用探杆一点点扎，果然发现这里的土不像普通耕地那么松软，而是呈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夯土结构——这是古代修筑大墓或者城墙时常用的工法，反复夯打，使泥土极其紧密。

进一步探测证实，这块台地下埋着一座大型墓葬，平面形态像一个“甲”字，于是考古队给它起名“甲字型大墓”。这，很可能就是那座配有车马坑的大型主墓。

墓才刚开挖，谜团却接二连三。

最先让考古人员犯嘀咕的，是墓道里那两具散乱的人骨。

一开始，大家下意识觉得，这八成是盗墓贼干活时“失手”，自己搭上小命，被埋在了墓道里。可就在他们清理墓道壁土时，却意外发现了一些烧过的竹节残痕。

竹节？而且还是被火烧过的？

往上年纪的考古队员一下联想到了一个东西：爆竹。古代的“爆竹”，原来可不是纸裹火药，而是拿竹子扔进火堆里烧，竹节受热爆裂，会发出劈里啪啦的声响，用来驱邪辟鬼、营造仪式氛围。

墓道里的人骨，加上烧过竹节的痕迹，这就不像盗墓这么简单了，很可能是当时就设计的一种葬礼仪式：有人在这里被杀或者被处置，同时点燃爆竹，以示威慑或者祭祀。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很可能是被“专门安排”在墓道里死去，而不是后世哪位倒霉盗墓贼的随机遭遇。

随着发掘往墓室方向推进，二层台上的景象，更让人心头发紧。

二层台，是墓室之上稍高一层的平台，通常用来放陪葬品，或者埋葬需要随葬的人。考古队在这里一共清理出五具人骨，这五人的姿势几乎无一例外——双手被反绑，四肢扭曲变形，从骨骼情况推测，生前应该曾经剧烈挣扎。

这就是典型的人殉。

问题来了：西周建立之后，尤其在靠近王畿的丰镐、周原一带，周人慢慢形成了一套比较人道一点的礼制，人殉这种残酷的习俗已经明显减少，甚至在一些等级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完全消失。可是，这座就位于周原地区的大型墓葬里，竟然还一次性用了这么多殉人，这和我们印象中的“周礼文明”有点对不上。

这座墓的主人，到底是怎么一群人？他们是周人吗？如果是，为何还沿用如此血腥的葬俗？如果不是，那他们从哪儿来？又为什么会跑到周王朝的腹地来修墓？

这一连串问题，逼着考古队一步步往里挖。

墓室暴露出来后，大家发现，这个墓室被夯土墙分隔成一大一小两间，每一间里都安放着一具尸骨，一男一女，看起来有点像“夫妻同穴”的规格。

但细看又不太对劲。通常夫妻合葬，多数情况是先去世的一方先葬，另一方去世后再开墓合葬，这中间往往隔着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两具尸骨的保存情况会不太一样，填土结构也会有差异。

可这座墓里，两间墓室的结构和填土层次非常一致，说明两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下葬的。这就麻烦了——正常情况下，夫妻俩同年同日一起“走”的概率微乎其微，不是灾祸，就是人为。

要么两人同时遭遇意外，比方说战乱或瘟疫；要么，就是其中一人死去之后，另一人被迫或者主动殉葬。那位女子，到底是被推下黄泉，还是自己走下去的？单凭这些骨头，很难轻易下结论，但可以肯定，这座墓里埋的，不是什么寻常人家。

真正让这座墓“出圈”的，是紧贴着男性墓主身侧的一件青铜甗。

甗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古人蒸煮食物用的炊器，上边蒸，下边煮，在青铜礼器体系里非常重要。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把这件青铜甗提出来，清理泥土，擦拭锈迹时，发现内壁刻着一行七个字的铭文。

大家一下子围了上去。

铭文在青铜器上非常关键，它就像古代的“身份证”和“使用说明书”，往往会记下器主的名字、身份、用途、铸造缘由等等。有铭文，说明这东西是有主人、有故事的。

可这行字的第一个字，就把人难住了。

这个字的结构很特别，左右结构，一边像个“弓”，一边像个“鱼”，在已知的金文、甲骨文资料里，几乎没见过这写法。大家翻资料、对照拓片，反复讨论，最后古文字专家给出一个相对一致的看法：这个字应该念“鱼”，是某种带图腾意味的国名或族名用字。

整句铭文大意为：“鱼伯自作用器”。翻译成现代话，就是“鱼伯自己为自己做的器物”。

“伯”是周代分封体系里的爵位之一，一般用在有封地的诸侯身上。这样一来，谜底就揭开一半了：这个男性墓主，是一个名叫“鱼伯”的诸侯，也就是“鱼”这个国家的一位国君或国族之长。

问题又来了——西周时，宝鸡一带曾经存在过一个叫“鱼”的国家吗？

考古队查遍了当时能找到的文献资料，从《史记》到《左传》，从《尚书》到后来的各种地理志、族谱类文献，都没找到一个明确的“鱼国”记载。照理讲，一个有资格被称为“伯”的诸侯国，照周王室那一套，应该参加封会朝见，在一些典籍中留点痕迹才对。

可是，“鱼国”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突然出现在周原腹地，又突然凭空消失，连个脚印都没留下。如果没有这座墓，这个国家在我们的历史认知中几乎不存在。

要搞清楚鱼国人从哪儿来，只靠一行铭文显然不够。考古队只好从墓葬本身的结构和陪葬品中，找线索拼图。

首先，他们注意到一点：在墓室底部以及二层台的填土层里，混杂着大量形状类似卵石的小石块。这些石块并不是随便夹带进来的，而是有意识铺填进去的，分布也非常有规律。

周人的墓葬里，通常不会出现这种“卵石铺底”的葬俗。也就是说，这种做法，来自另一种文化传统，属于某个族群特有的埋葬习惯。鱼国人，坚持了自己的那一套。

这说明什么？说明鱼伯这群人，很可能不是土生土长的“正统周人”，而是某个“外来族群”，在融入周文化的同时，依然保留了自己的葬俗。

葬俗还能靠猜，那陶器就很难骗人了。

在考古学里，陶器是极重要的线索。一方面，青铜器多属于上层精英使用，风格受“礼制”影响大；另一方面，陶器既有精致的，也有粗糙的，既有贵族用的，也有平民家里烧水煮饭的，所以反而更能保留一个族群生活习惯和文化根脉。

考古队把墓里的随葬陶器一件件登记、测绘，慢慢发现一个十分关键的特征：这些陶器里，出现了大量钵形尖底罐。

这种尖底罐，底部不是平的，而是尖下去，外形略似一个倒扣的葫芦，或者说一个尖头的碗，很不适合平放在地上，更像是插在某种软质地面或器架上。

问题在于，这种器型在周原地区很少见，却在另一个地方频频出现——四川新繁、广汉一带，也就是古蜀人早期活动的区域。

换句话说，鱼伯墓里的陶器谱系，和古蜀文化的陶器谱系，有一种说不出的“眼熟”。

到这一步，“鱼国人可能和古蜀人有渊源”的猜测，就突然变得不再遥远。

一提古蜀，很多人脑子里瞬间浮现的，就是三星堆那些极具冲击力的文物：大眼睛的青铜面具，戴着高冠的青铜大立人，奇形怪状的神树，还有那根出土时就引发巨大轰动的金杖。

三星堆的金杖上，刻着一连串抽象而神秘的图案，其中就有明显的“弓箭”和“鱼”的形象。长期以来，有学者认为，这些图案既是宗教象征，也是某种族徽或图腾标记，很可能与古蜀传说中的“鱼凫氏”王朝有关。

现在，再回头看鱼伯甗里那第一个“弓鱼”合体字，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一边是图案化的“弓”“鱼”，刻在金杖上、象征权力和神性的古蜀王权符号；一边是组合成文字的“弓鱼”字，写在青铜礼器上，用来标示“鱼国”身份的铭文。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继承或者借用关系？

鱼伯墓里，还出土了一尊小型青铜人像。乍看之下，这人像和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一个高大威严、近乎真人尺寸，另一个矮小简略、显得朴素些。但把两者照片摊在一起认真对比，你会发现一个细节——他们的双手，都握成一个环管状，就像是在托举或者握持某种重要的器物。

是巧合吗？还是一种共同的仪式姿态，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以类似的方式呈现出来？

考古人员一边做测绘，一边翻文献。虽然正史里没“鱼国”三个字，但有一部保存了不少先秦零散材料的《逸周书》，在《王会》一篇里，提到过一个来自“西方”的“鱼复国”。

那时候，是周成王举行成周朝会，四方诸侯都来朝见，顺带给王室送一些地方特产或者珍宝。文中简单记了一笔：“西方之国鱼复，献鼓钟与鼓牛。”意思就是，来自西边的鱼复国，给成王献上了鼓钟和以牛皮制鼓。

同样是西周时期、同样位于周王朝西方的一个诸侯国，名字里同样带着“鱼”字，这个“鱼复国”，会不会就是鱼伯所在的“鱼国”？还是说，“鱼复”是“鱼国”的某种称呼或演变？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把古蜀那段被神话包裹的历史，再翻出来看一遍。

根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古籍，古蜀政权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这些名号到底对应的是具体的人还是某种族群或部落联盟，现在还存在争议，但大致有个共识——三星堆所代表的那种黄金、青铜高度发达的文化，很可能对应的是“鱼凫王朝”。

金杖上的鱼、弓等图案，则被不少学者解读为“鱼凫氏”的族徽或图腾。

“鱼凫”和“鱼复”，发音上极为接近，而“复”这个字，本身就带有“再一次”“复兴”“重新起来”的意思。有学者提出，大胆但并非没有依据的猜想：所谓“鱼复国”，可能是鱼凫势力的一支，在原本政权被打破、中心迁移之后，试图在新的地方重建或者延续原有传统。

如果再结合金沙遗址来看，线索就更丰富了。

金沙遗址位于今天成都平原，出土了大量黄金器物、青铜器和玉器，风格上继承了三星堆的一部分特征，但又有明显区别。经测年，金沙文化的时间上限大致是商末周初，往后延续数百年，可理解为古蜀人在三星堆聚落被放弃后，另起炉灶建立的新中心。

许多研究者认为，金沙文化对应的是杜宇王朝，它取代三星堆（鱼凫王朝）的时间段，大致落在商末周初这个大转折点上。

这么一拼，就似乎有了一条可能的路线：原本以鱼凫氏为核心的某支古蜀势力，在政治格局变化的冲击下，有一部分向北或者向东北迁徙，沿着岷江、嘉陵江一线，跨越秦岭，最后在宝鸡周原一带，获得了周王室的某种承认，被封为“鱼伯”，建立了一个名义上纳入周封号体系、实质上又带着浓厚蜀文化印记的小国——鱼国。

至于鱼复国，很可能就是鱼国的另一种称谓，或者是鱼凫传统在新的政治格局中的延续称呼。“复”的字义，也许就隐含着“复国”“复兴祖业”的意味。

当然，这些目前都还不可能用一两件文物就敲定死结论，它更像是一条由文献、出土器物、地理路线拼凑出来的“宏大假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鱼伯墓的发现，把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和周王朝之间的那条模糊不清的线，拉得更近了一点。

回到墓葬本身，其实还有很多细节，足以让人唏嘘。

比如那五具被迫殉葬的奴隶，他们可能来自当地，也可能跟随鱼伯从远方而来。无论出身如何，最后都被用绳索反绑，推入墓中，做了国君死后路上的“陪衬”。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故事，一点不剩，只有扭曲的骨骼告诉后人，他们的最后时刻并不平静。

比如墓道里的那两具人骨，配合烧过竹节的痕迹，很可能是某种特殊的“镇墓”仪式的一部分。有学者猜测，这种仪式也许带有“封闭”与“隔绝”的双重意义，一方面驱邪，一方面用鲜血和爆裂声，宣告这座墓的不可侵犯。

再比如那位与鱼伯合葬的女性，她的骨骼显示，死亡时间和鱼伯几乎同步。她是鱼伯的妻子？妾？还是某位象征意义极强的“巫女”？她是自愿殉葬，还是被绑上二层台，眼睁睁看着夫君的棺椁缓缓合拢，直到轮到自己躺进去？这些问题，考古学现在都无法给出确定答案，只能留给想象。

还有那一块块卵石，那一件件尖底罐，那些带着蜀地影子的陶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往往比宏大的历史叙事更真实。你可以想象三千年前的某个黄昏，鱼伯站在还未合拢的墓坑边，身后是带着异乡口音的族人，远处是周人的城阙和旗帜，他的心里，也许也在摇摆：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从蜀地北上的迁徙者？还是已经成了“周”的一部分？

历史的答案，是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