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1年夏天，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回銮不久，接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密折：贵州提塘官吴士周在客店里抄出一份古怪文稿——署名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奏折"，条条指斥皇帝"五不解、十大过"，还把当朝权贵鄂尔泰、张廷玉们挨个骂了一遍。这份伪稿最瘆人的地方在于：孙嘉淦本人从没递过这份奏折，满朝也没有哪个部院议复过它，可它已经在十七省的官员手里传抄了一圈。乾隆阅后震怒，降旨"此案文诬谤朕躬，全属虚捏"，下令全国密查。这起案子，就是让乾隆追查了两年的伪孙嘉淦奏稿案。
一、为什么要借孙嘉淦之名
孙嘉淦以敢说话出名。雍正朝他上疏"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雍正承认他"太戆，然不爱钱"。乾隆元年他进《三习一弊疏》，被后人推为本朝奏议第一。到乾隆十六年，他的威望到什么地步？时人原话："中朝略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孙公耶？"造假者正是借这份声望。伪稿模仿《三习一弊疏》的格式，骂南巡扰民、金川用兵失当、冤杀张广泗，还把当朝权贵数落净尽。为了让假戏逼真，有人还编造了"该部知道"的皇帝朱批。
连乾隆自己都说：岂有通仕籍、阅钞报而不知此为伪者——这样的东西真是奏折，没有哪个部院敢议复！许多官员心里明知是伪，仍然乐于传抄，因为它说出了他们的隐衷。
二、没有来路的稿子传到十七省
密折一上，乾隆传谕各省密查造稿之人，并禁止官员留存抄本：负责追查的钱陈群被严厉警告"不得存稿，若欲留以取巧沽名，将来别经发现，并尔子将不保首领"。各省起获的奏报雪片一样飞来，江西、江苏、浙江、湖广到山东、山西、四川、广东、贵州都有传抄起获；四川一省几个月里就捕获二百八十多人，连边远土司的土官家里都查出抄本。乾隆叹气：流传之广，一至于此！
乾隆十七年，秘密访查彻底失灵，转为全国公开严查。山东巡抚准泰因拖延被革职查办，官员从此以破案抓人争先，争先恐后地锁拿人。
三、茫如入海算沙
追查很快陷入死循环：江西人到案供出湖南，湖南又攀江宁，江宁复攀江西；有的挟仇诬报，有的受嘱开脱，有的畏刑伪承，松刑又翻供。守备刘时达的幕友孔则明供出伪稿得自苏州，这条线又彻底断掉。到乾隆十七年底，乾隆自己承认"一载有余，茫如入海算沙，了无头绪"，却迁怒承审各官敷衍塞责，把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西巡抚鄂昌等调京对质。
御史书成看抓捕太滥，奏请把现在人犯概行宽释，被怒斥为"丧心病狂之言"，革职交武备院执伞当苦差；乡居侍郎钱陈群委婉暗示查办可收，也遭痛责。自此无人再敢劝一字。
四、帝国需要一个主犯
继续查是无底洞，收手是丢脸——乾隆说"当此政治清明之日"，若无着落，殊于大清国体统颜面有关。正进退两难，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安奏报查获一人，名叫卢鲁生。卢鲁生是江西卫所千总，正六品，南巡差务层层摊派下来，赔累最重的是他，对南巡的怨气也最深。
审讯最终咬定这个版本：乾隆十五年，卢鲁生先得稿底，同南昌守备刘时达添改数语，在漕帮会商的场合拿出来传阅，交书办彭楚白抄传。乾隆一度怀疑幕后是鄂尔泰、张廷玉旧党或失意宗室操纵，屡谕穷究，究不出来。当代学者刘文鹏翻遍全部供词后指出：这份奏稿绝非一时一人之作，而是十余年间成于众手、传于众口，不断有士子、书吏往里添枝加叶——一个六品武弁既没有政治视野也没有渠道，写不出这样一篇流遍十七省的稿子。他不是执笔人，他是被审讯机器选中的名字。
五、先行正法，再议定罪
1753年正月，上谕命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同军机大臣对卢、刘再行详细研鞫、定拟具奏；同一天又谕：所有传抄伪稿之人，无论已未发觉，概行从宽免究释放——被各省抓了一年多的人当场放出。二月，卢鲁生已经押赴市曹凌迟，而定罪流程还没走完，后史官记载先行正法。只要他活着，对质中随时可能翻供；死人不会翻供。刘时达拟罪斩候，病故在狱，免了一刀；卢鲁生之子拟斩监候，两家妇孺入官为奴。
朝廷随即宣谕中外"伪稿正犯已得"，结案：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知府戚振鹭革职拿问，尹继善、喀尔吉善以失察交部严议，连漕运总督瑚宝也被革职问罪、随后留任，前后十余名督抚因查办不力被申饬降革。文武吏牵连获罪的将近千人。至于"五不解十大过"的原文，结案时被销毁灭迹，后人再也看不到全貌。
最无辜的牺牲品，是被冒名的孙嘉淦本人。案发时他连上奏折剖白，"臣素愚直，岂敢上谤"，被令闭门听勘；朝廷明知奏稿必伪，结案后不加罪，还晋他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可他自己想不通，为什么偏偏冒他的名，说"舍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常独坐密室反省，1753年十二月疽发于背、郁郁病逝，年近七十——离结案不过几个月。一桩没有递过的奏稿，用掉一个六品武弁的人头、一位老尚书的元气，也把十七省的悠悠众口封死：从此乾隆放弃初政的宽大，转向严猛，文字狱大幕就此拉开，后来的王锡侯《字贯》案、借修四库全书大查禁书，用的都是这一套全国搜网的模板。真正查不清的从来不是伪稿出自谁手，而是它说出了多少不敢说出口的话。如果你在1751年的驿站客店，接过那张说中心里话的稿子，你会不会抄一份？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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