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月 13 日,蔡英文第二次回应罗大佑,罗大佑此前提到,部分绿营人士没有子女,对下一代不会想太多。

蔡英文承认八年执政未能解决少子女化问题,同时表示,没有自己的孩子,不会改变她照顾台湾下一代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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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出生人数连年下探,一边回应停留在态度层面,这份答卷究竟交了什么,值得拿数字逐项对照。

先把事情经过讲清楚,罗大佑的看法,针对的是掌权者是否真正顾及下一代的安危和未来。他说的 "想太多",是往前想几步,孩子生下来谁带,托育够不够,上学贵不贵,长大有没有工作,社会安不安全。这些问题一件件都要答,答不上来,年轻人就只能选择不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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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的回应,承认八年没解决,这是实话,但接下去那句心情,又把话头绕开了。她讲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有什么心情。态度无法被逐项核验,结果可以被逐项核验,两者不能互相替代。

从台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公开统计看,出生人数逐年下行,2016 年约 20.8 万人,2023 年 135571 人,2024 年 134856 人,2025 年 107812 人,连续 10 年下降。死亡人数同期维持在 20 万人上下,2023 年 205368 人,2024 年 202107 人,2025 年 20026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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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出生 107812 人、死亡 200268 人,一年净减少约 9.2 万人。出生少于死亡的局面自 2021 年 1 月延续至今,截至 2025 年 9 月底总人口连续 21 个月负增长。2025 年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20.06%,台湾地区进入超高龄社会。不到十年,年出生规模从 20.8 万降到 10.78 万,减少约 10 万人。

年轻人推迟或放弃生育,通常由几类现实因素叠加形成,居住成本方面,台北房价收入比长期居全球前列,购房支出需要积累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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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方面,基层岗位起薪长期变动不大,生活成本逐年上升。养育支出方面,托育、教育、医疗等费用累加,一名子女培养至大学毕业常需数百万新台币。劳动时间方面,较长工时压缩了家庭照料空间。

此外还有预期层面的因素,近年两岸交流与对话空间收窄,区域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上升,年轻人对自身前景缺乏稳定预期,生育意愿随之降低。岛内相关调查中,未来不确定感是受访青年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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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种看法认为,低生育是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不宜由单一执政者承担全部责任。这一判断有其依据,但难以扭转局面与未投入足够力度应对,仍然应当区分。

韩国 2023 年总和生育率 0.72,为全球最低水平,2024 年 6 月 19 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会议上宣布国家进入人口紧急状态;同日,负责应对低生育的机构定名为人口战略企划部,负责人兼任副总理,以副总理级行政单位统筹生育与老龄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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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韩国新生儿约 23.8 万人,同比增长 3.6%,为九年来首次回升;总和生育率 0.75,较上年提高 0.03。韩方分析认为,结婚登记人数回升、30 岁年龄段人口规模变化、生育态度改善等因素共同作用,才止住下滑。

从公布的安排看,国家级优先级、高层级专职机构和持续财政投入配合两年时间,才带来 0.03 的变化,说明这类问题缓解周期长、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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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并非缺少相关机构、预算和生育补助政策,但出生规模仍在持续下探,两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优先级和资源配置方式,一方将其列为需要集中应对的重点议题,另一方的公开表述更多停留在态度层面。

部分绿营民意代表在这一议题上倾向于性别立场之争,对两岸交流、兵役负担等直接影响青年预期的内容较少正面回应;公开表态强调爱护下一代,政策层面却使两岸往来空间进一步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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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家长关注子女的就业、生活环境与长期发展稳定性,这类现实关切如果长期得不到政策层面的回应,单纯的感性表达很难形成说服力。

衡量一个社会如何对待下一代,最终要看托育资源是否到位、居住成本是否回落、青年收入是否改善、长期发展环境是否稳定。这些事项推进难度依次加大,但都需要政策逐项落实。

生育率的变化滞后于政策调整,回升过程缓慢;若应对始终停留在表态层面,出生人数难有止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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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一代是否选择生育,取决于成长与生活环境是否有保障,这也是罗大佑提问所指向的核心,执政者需要回应的是下一代将要面对的真实处境,而不是个人态度。

少子女化不是一句表态就能化解的情绪问题,而是住房、收入、托育、教育、就业、预期等多重因素长期叠加形成的结构性结果。青年是否选择生育,首先取决于身边的生活成本能不能承受,抚育孩子有没有配套支持,进入社会后有没有稳定的工作和上升空间,以及对长远环境能不能形成稳定判断。这些条件任何一项长期缺位,生育意愿都会持续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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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例子说明,这类问题缓解周期长、投入大,即便上升到国家优先级、设立高层级专职机构并持续投入财政资源,短期也只能换来有限的回升幅度。

岛内相关机构、预算和补助政策并非空白,但出生规模仍在逐年下探,差别主要在政策优先级和落地力度。青年面对的现实压力如果长期缺少直接回应,再多态度层面的表达也难以转化为生育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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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这件事,需要把全球共性和本地实际分开。低生育确实是不少发达经济体共同面对的难题,但承认结构性因素,不等于可以放松应对。

执政成效最终要回到可核验的结果上,托育资源是否充足,居住成本是否回落,青年收入是否改善,长期环境是否稳定。下一代将要面对的是真实的生活处境,政策回应也必须落到这些具体事项上。生育率止跌是一个缓慢过程,越早把资源和配套配齐,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把握才越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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