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到哪,工程就给到哪?“家乡人”圈子是官商勾结最该被盯住的线索
文|清哲木
1月11日,最高检官网发布消息,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肖杰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肖杰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指肖杰目无法纪,利用担任“一把手”的职权大肆插手工程项目,搞权钱交易。
中央纪委通报肖杰时用了“目无法纪”四个字,分量极重。通报直指其“利用担任‘一把手’的职权大肆插手工程项目,搞权钱交易”。这并非孤例。翻看近年落马地方主官的处分通报,“插手工程项目”几乎从未缺席。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从发改系统到交通领域,工程项目成了“一把手”腐败最集中的变现通道。而一个值得深究的现象是:不少“一把手”到一地任职,身边很快聚拢起同乡、故旧、旧部,工程发包的链条往往就在这个圈子里闭环运转。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识别官商勾结的一条有效线索?
“一把手”插手工程,早已是落马标配。 湖南省纪委监委曾总结落马县委书记的画像,其中一类就是“包工头”:热衷大拆大建,通过工程项目大肆收受贿赂。甘肃庆阳的两位县委书记李崇暄与张万福,更是把各自辖区变成了权钱交易的“跑马场”——你为我弟弟的工程开绿灯,我为你弟弟的项目搭梯子,权力互换、互开方便之门。江西宜春发投集团原董事长邹进勇把班子会开成“一声令下”的通报会,一句“我看就这么办”,项目就换了主人。这些案例的共同逻辑清晰得可怕:工程领域资金密集、环节繁多、自由裁量空间大,而“一把手”在拍板、招标、变更、拨款各环节都拥有最终话语权。权力没有制衡,利益自然循着权力而来。
而“家乡人”的聚集,往往是这个利益闭环的第一道焊缝。 通报肖杰时虽未详述其“家乡人”说辞,但类似案件的运作肌理并不神秘。江西洪礼和案提供了极具解剖价值的样本:他任省发改委主任时,把一名副处长提拔为投资处处长,后来又力荐其担任发改委副主任。此人上位后,对洪礼和交代的“协调用地指标”全力推动,程序“形同虚设”。洪礼和还通过频繁饭局、牌局,拉拢十多名重要岗位官员组成“小圈子”,成员之间互相请托、权权交易与权钱交易交织。这个圈子的入场券是什么?是“自己人”的认同。而同乡、旧部,恰恰是最容易获得这种认同的身份标签。当一个“一把手”到任新地,迅速将关键岗位换上自己带过来的人,工程的发包权、审批权、拨款权便悄然集中于一个不受外部监督的熟人网络之中。这未必是巧合,更可能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权力布局。
当然,不能把“家乡人”三个字简单等同于腐败线索,那样会滑向地域歧视的泥潭。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把手”到任后是否在短期内大规模、非正常地调入手下旧部,是否将工程、财政、发改等关键岗位悉数交予“信得过”的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本身就构成一个强烈的信号:此人正在构建一个排他性的权力圈子,而圈子的功能之一,很可能就是为日后的利益输送铺设通道。洪礼和的“小圈子”成员王水平在忏悔时说得很直白:吃饭的人员都是洪礼和亲自定的,“不会说随便叫一个人去”。当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被压缩成几个“自己人”的饭局,公权力的公共性就已经名存实亡。
中央纪委对肖杰的通报之所以“罕见”,恰恰说明“一把手”职权腐败的定性正在被更精准地锁定。 过去通报落马官员,多笼统称“利用职务便利”,而此次专门点出“利用担任‘一把手’的职权”,等于把监督的探照灯直接对准了权力结构的核心病灶。工程腐败的根子不在工程本身,在于“一把手”的权力边界模糊、决策过程封闭。如果监督只盯着工程招投标的程序合规,而忽略了坐在拍板位置上的那个人是谁、他身边围着谁,那就是在治理症状而非病因。
识别官商勾结,不妨从追问“他带了谁一起来,工程给了哪些人”开始。 这不是要搞株连,而是要建立一种敏锐的政治生态嗅觉:当一个“一把手”的施政轨迹中,工程项目的流向与“家乡人”“老部下”的活动半径高度重合,当关键岗位的人事安排呈现出明显的“圈子化”特征,监督的眼睛就该睁大了。肖杰们不是一天养成的,那些在工程款里翻滚的赃款,最初往往藏在一次看似寻常的人事调动、一顿老乡聚会的饭局、一个“自己人”的任命文件里。把这条线索用起来,比等着工程塌方、楼宇烂尾再去倒查,要准得多。
(本文素材信息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江西省纪委省监委网站、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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