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交流潮起潮落几十年,我们见证过不少岛内人士跨过海峡,坐下来谈和平、谈经贸,一度被视作两岸沟通难得的桥梁。但一个绕不开、也值得深思的现象摆在眼前,不少曾经愿意和大陆对话、支持两岸良性互动的人,慢慢调整论述、转向对立,甚至主动附和“抗中”叙事;反观从绿营阵营内部跳出来,重新审视“台独”神话、回归理性现实的声音,却寥寥无几。

从早年的范世平、姚立明,到后来的于北辰、黄暐瀚,再到近两年的争议人物黄智贤,这条立场变化的轨迹,常常让大陆舆论感到错愕、不解。不能简单归因个人投机、见利忘义,可如果只停留在道德评判,就看不清背后整套岛内政治、舆论、生存规则的筛选机制。郭正亮、馆长这类少数逆向反思者之所以稀缺,恰恰反衬出两岸舆论场里,立场流动天然的失衡。

图片来源于网络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他们当初为什么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很多人一开始就不是统派

过去舆论有一个预设误区,把愿意来大陆交流、上节目、谈两岸和平的声音,等于认同一个中国、支持统一。这个判断在很多时候是高估了共识基础。

范世平早年研究两岸议题,姚立明早年批判民进党贪腐,于北辰是国民党黄复兴体系的军系蓝营,黄暐瀚长期是蓝营政论名嘴。他们早期愿意和大陆对话,底层动机可以分成几类:

第一类是议题利益型。两岸和平、经贸往来是他们的研究领域、节目流量来源,谈论两岸交流是饭碗,不是信仰。范世平的身份是学者,两岸议题是他的专业赛道;政论名嘴的生存逻辑,是抓话题,而不是坚守固定政治纲领。

第二类是政党竞争型。他们当年反对民进党,不是反对“台独”底层叙事,而是反对民进党的执政、派系斗争、贪腐。姚立明早年骂民进党,核心是反对陈水扁时期的贪腐,而非在国家认同上和我们站在一起;于北辰早期的立场,根植于国民党旧蓝营框架,是“反绿优先”,而不是“统一优先”。一旦国民党衰落、自身在蓝营内部受挫,这套立场的锚点立刻松动。

第三类是机会交换型。两岸交流红利期,参与大陆论坛、节目、参访,可以获得曝光、人脉、经济收益。这是一种双向的机会交换,不是价值认同。红利存在时,愿意做“和平的发言人”;当岛内政治风向一变、红利的风险大于收益,立场就会重新校准。

不少曾经的朋友,是“和平交流的同路人”,不是“统一事业的同路人”。共识建立在“和平、经贸、反对民进党执政”这个表层交集上,根基很浅。交集消失,立场自然分流。

二、为什么他们会慢慢滑向对立面?四重压力,层层挤压

一是岛内政治环境的结构性胁迫。

“抗中保台”已经变成最低成本的政治生存策略。自2016年之后,民进党持续掌握行政资源,系统性改造舆论场、教育体系、行政审查机制。“抗中”不再只是绿营口号,变成岛内政治安全的通用铠甲。

对于蓝营出身、曾经参与两岸交流的人士,他们面临一个残酷的二元选择,如果继续维持和大陆的沟通、继续讲两岸和平,就会被贴上“卖台、亲中、同路人”标签,遭遇网军围剿、节目下架、竞选被对手攻击、家人被骚扰;而只要适度转向“抗中”,就可以洗白、拿到媒体版面、获得中间选民甚至浅绿选票。

于北辰的转向非常典型,他在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受挫、黄复兴体系不再给他支撑,原有政治位置被架空,于是选择抛弃原有路线,转向迎合岛内主流“抗中”叙事,换取媒体流量和政治生存空间。黄暐瀚在蔡英文817万票大胜之后,看清岛内选举风向,主动向绿营叙事靠拢,其实是政论名嘴对市场风向的预判和妥协。

二是媒介流量逻辑下对立叙事远比和平叙事更好卖。

台湾政论圈是高度市场化的流量竞技场。温和、理性、主张沟通的观点,在岛内舆论市场上不刺激、难出圈、不容易引发转发和争论;而“警惕大陆”“吃亏论”“渗透论” 自带冲突感,更容易收割点击率、收视率。

很多评论人、媒体人,本身没有坚定的意识形态,他们是“议题商人”。早期两岸热的时候,讲两岸合作有流量;对立升温之后,反方向的话术流量更大。这是媒介市场自带的筛选机制,温和派会被流量边缘化,激进对立者持续获得曝光,形成正向循环。大陆这边的舆论场又容易记住他们早年的发言,形成强烈的“背叛感”。

三是身份与家族的原生羁绊导致长期存在隐性拉扯。

这一点在黄智贤身上体现得最突出。她是岛内少有的长期公开促统的媒体人,《夜问打权》当年是岛内极少数敢正面讲统一的节目,也因此被民进党当局打压停播。但她的家族本身就是绿营核心圈层,哥哥黄伟哲是民进党台南市长,亲属多人在绿营体系内任职。这种血缘、家族、人情网络,是持续存在的隐性拉力,和她的统一主张长期处于张力之中。

很多人以为立场是单一、恒定的,但是在台湾的熟人社会里,政治选择往往嵌入家族、同乡、派系网络。当事业受挫、外部打压加剧,人情羁绊、家族关系就会持续拉扯,造成表态摇摆、论述变形,出现“对绿宽松、对蓝严厉”的倾斜,让外界产生立场转向的观感。这和单纯投机又不一样,是认同在多重社会关系里的撕裂。

四是对大陆的认知,停留在“红利感知”。

一些来过大陆的台湾朋友,看到的是展会、经贸、城市建设、接待安排,是看得见的经济红利;但缺少对近代历史、一个中国法理、统一必然性的深度理解。他们可以认可“两岸做生意很好”,但并没有内化“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统一是历史必然”这套认知。

一旦两岸关系降温、经贸红利收缩、台海局势紧张,原本支撑友好态度的现实利益就消失了,只剩下岛内舆论日复一日灌输的“威胁叙事”,原有脆弱的友好很容易被侵蚀。友好建立在“好处”之上,就容易随着好处的增减而摇摆。

三、为什么“老朋友转对立”远多于“绿营人士转理性

郭正亮、馆长这类从绿营体系里走出来、开始反思“台独”、承认现实约束的人,是少数,不是常态。这种不对称,根源在于两套完全不对等的激励与惩罚体系。

第一,从蓝营/交流圈转向对立,代价低、收益高

原本就处在岛内主流政治光谱(蓝、中间),只要调整话术,适度拥抱“抗中”,不需要彻底变成深绿,就可以保住媒体位置、选票、社会评价。外界对蓝营转浅绿的包容度,远高于绿营转一中。岛内舆论对蓝营的要求是“不要太亲中”,而不是“必须坚定台独”,转型门槛很低。

第二,从绿营内部走出来,代价极高,几乎是自我放逐

绿营的组织、派系、网军、同温层,惩罚机制极其严厉。一个长期在绿营体系成长、靠绿营资源起家的人,一旦公开质疑“台独”、承认一个中国事实,会立刻被贴上“叛徒” 标签,被同派系切割、网军人肉、节目通告取消、失去基本盘,甚至面临行政刁难。彭文正曾经是绿营核心媒体人,他的转向,本身伴随着和民进党当权派的决裂、流亡、失去原有平台,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他一步步调整论述后,同时持续承受绿营围剿。

绿营内部的纠错成本极高,所以绝大多数绿营人士,选择跟着体系走,安全且收益稳定。

第三,我们的交流渠道,过去更容易触达“蓝营中间派”,而很难渗透绿营基本盘

过去几十年两岸交流,参访、论坛、经贸合作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工商界、文教界、蓝营媒体人。我们天然更容易和这群人建立联系,所以我们看到的“朋友”,大多出自这个群体;而绿营的核心圈层长期被隔绝在两岸交流之外,本来就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

我们手里的“熟人池”以蓝营和中间派为主,这个池子里面的人持续分流,自然给人“很多老朋友变了”的强烈感受;绿营本来就很少进入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偶尔跑出来一个理性声音,就会显得格外醒目,但总量稀少。

第四,两套叙事的容错空间完全不同

在岛内,“抗中”叙事是被体制、媒体、教育共同背书的主流叙事,说错一点,也会被同温层包容;而“一中、统一”是高风险叙事,任何一句表态都被放大检视,容错率极低。

往对立方向走,是顺岛内主流势能;往认同一个中国方向走,是逆势能而行。顺流的人多,逆流的人少,这是最核心的不对称。

四、需要重构我们的交友标准、沟通框架和评价体系

看到这种摇摆,最容易产生两种极端心态:一种是失望、干脆不再和岛内人士对话;另一种是继续沿用过去的模式,只看对方会不会说好听话、愿不愿意来大陆参访。两种思路都不可取。对策的核心,是从“以短期友好表态为标尺”转向“以长期价值共识、现实行动为标尺”。

第一,经贸伙伴、和平议题伙伴、统一同路人,不混为一谈

不要把“愿意来大陆、支持两岸交流”直接等同于可以信赖的统一力量。

对经贸伙伴来说,目标是民生、生意,不要求认同统一,只要遵守一个中国底线,就可以正常往来;对和平议题伙伴来说,主张避免战争、维持现状、反对冲突,这是阶段性共识,可以合作,但要清醒知道共识边界;对统一同路人,认同一个中国、支持最终统一,愿意持续对抗“台独”叙事,这才是我们要长期联系、真心相待的核心力量。

第二,降低对“单一名人、政论名嘴”的依赖,把重心转向基层、青年、结构性群体

两岸舆论沟通,不能高度依赖岛内政论节目名嘴、学者、政治人物。这类人高度依附岛内选举和流量市场,天然容易摇摆。

未来要下沉,两岸青年、基层农渔、宗教、民间社团、普通家庭。这些群体的立场,不绑定电视通告费、政党职位,他们的认同来自真实生活接触,稳定性远高于政论圈名人。名人可以作为辅助渠道,但不能当成两岸沟通的支柱。

第三,对摇摆者保持开放,但建立清晰、稳定的底线标尺,不搞无底线包容

对曾经友好、后来转向的人,不必一味批判拉黑,但也要清晰划界:只要触碰支持“台独”、鼓吹战争、抹黑大陆核心事实的红线,就要明确拉开距离;如果只是在岛内环境下自保、话术趋于保守,没有突破底线,则保持观察、保留沟通窗口。

评价标准要从“他会不会说我们爱听的话”,变成“他是否守住一个中国底线、是否反对‘台独’分裂、是否愿意维护两岸和平”。话术可以有岛内语境的包装,但底线不能漂移。

第四,持续夯实事实叙事,对冲岛内“去中国化”的认知地基

所有立场摇摆,根源都在认同地基。民进党几十年持续改造课纲、媒体、公共叙事,把“中国”塑造成外部“他者”。这个工程不是几场论坛、几个嘉宾就能扭转的。

惠台政策、民间交流、历史文化传播,本质是慢慢修补被破坏的历史记忆。这个过程慢、见效周期长,短期看不到多少名嘴转向,但它在改变下一代台湾年轻人的认知土壤,从根源减少“顺理成章走向对立”的人群。

两岸交流中,有些人曾经和我们并肩谈论和平,后来选择向岛内主流风向妥协,这不是简单的个人背叛,是在高压、流量、派系、生存多重约束下的理性自保,是台湾这套政治生态筛选出来的结果。而从绿营里面逆向走出来的人,每一个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注定稀缺。

我们不必因为一些老朋友的转身而灰心,也不能继续用简单的好感来判断一个人。需要持续扩大认同一个中国的基本面,拉长时间维度,让和平、统一、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慢慢压倒“台独”建构出来的虚假叙事。

大浪淘沙,有人顺流而去,也有人逆流而来。真正的同路人,不是靠一时热情聚在一起,而是在风浪里,依然守住同一个中国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