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樊星晚,今年28岁,上海人,家在浦东川沙那一片。我六岁上因病看不见的,视网膜的病,烧得快,我六岁以前存下的那点视觉的家底——我娘的围裙是蓝的,弄堂口的梧桐是绿的,天阴下来像一块旧毛巾——用到现在二十二年,早磨薄了。可是我这二十二年没有黑过,我的眼睛闭着,耳朵一直开着,我这一辈子的灯,是声音点的。我要讲的这桩事,是我们家这一年翻出来的一个底,这个底翻出来那天,我抱着我三个月的闺女,坐在我男人边上,哭到不能停:我听了半辈子的一个声音,原来天天睡在我旁边。

先讲我自己怎么长的。盲校在市区,我住校,一周回家一趟。盲童的夜里是长的,熄了灯,一屋子的孩子睡不着,学校给每间寝室配了一台收音机。二零零五年前后,上海有一档夜里的读书节目,是市里几个文化单位合起来做的,专门放给视力障碍的孩子听,志愿者朗读书,一周两期。那个节目里有一个朗读的先生,不报名字,只在每期的末尾说一句收尾,他念完最后一页,会停两秒,用很平很稳的声音说:星星睡了,我还在。我们那一寝室的丫头,回回听完这一句才肯闭眼。盲校的孩子给声音起名字的本事是天生的,我们背地里喊他树伯伯,因为他的声音又低又厚,念到冬天,念到火炉,念到旧木头桌子,我们八个丫头在被窝里说,这个人念书的屋子,一定有一炉火。我那几年把这档节目听成了命,我后来的作文、我说话的路子、我给同寝室丫头们复述故事的手势,全是从那个声音里长出来的。节目后来停了,志愿者散了,树伯伯这句话,跟着我下了盲校,进了推拿学校,进了职场,二十年,我失眠的夜里,躺在我推拿馆的宿舍床上,心里自己给自己念:星星睡了,我还在。

我的男人叫瞿守诚,崇明岛人,今年四十八。他这个岁数娶我这个岁数,两边村里、两边厂里,闲话铺过很厚一层:他这辈子没结过婚,村里喊他老光棍,喊到四十多,我娘这边,我二十七了,推拿馆的姐妹替我算过账,说我们这样的姑娘,好人家有顾虑,将就的人家我们委屈。前年经我娘家阿姨牵线认识的,头一回见面安排在川沙的一个茶馆,他坐下来,先跟店员要了一份读给我听的菜单,一条一条念,念完问我,你忌口什么,我先划掉。我这个人二十二年练出来的耳朵,对人是最准的,他那天的声音念到第三条糖醋排骨的时候我就有了数:这是一个不慌的人。他为什么四十七没结婚,后来我才一点一点知道全的:他早年在上海市区一家大厂里做宣传科,写广播稿子,做厂里的广播,三十几岁上结过一回婚,媳妇怀着孕查出病,大人孩子一个没保住,他扛了几年,厂子改制,他回了崇明,跟他娘守着两间屋,修农机、修家电,一双手把半个片子的机器修活了,人没有再提过亲。村里人说他古怪,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古怪,他是把日子过成了半停的表。我们两个处了一年半,他跟我说话,从来不替我做决定,看电影,他挑有讲的电影院,坐下,压着嗓子给我讲,讲到一半自己先笑;我那块会报时的手表坏了,他拿回去修了三天,修好了,外加给我调了报时的音量,说店里客人吵,原音量你听不清。我嫁他那一阵,两边都有人劝,说岁数摆着呢,说我图什么,说我娘图什么。我娘后来跟我说了一句她这辈子最明白的话,说闺女,妈要的不是给你找一个年轻的,是给你找一个,你眼睛闭着,心里不慌的。

孩子是去年生的,闺女,六斤四,眼睛是好的。月子里,我男人做了一件事,从孩子落地的第七天起,他每晚睡前,抱着闺女在屋里踱,给我们念书。念的是一本旧的安徒生,从我盲校以后我就没有听过人念书了,我月子里躺在那间崇明的屋里,听他念,头两晚我只当是哄孩子。第三晚,他念《卖火柴的小女孩》,念到最后,他合上书,惯性地顿了两秒,脱口出来一句话:星星睡了,我还在。那两秒的顿,那七个字的调,落在我耳朵里,像有人在我心口轻轻放下一件我找了二十年的行李。我没有当场问,我这个人被盲校的先生教过一个规矩:耳朵里的大事,先按住,回头用日子验。我验了半个月,让他念了六回书,每回收尾,都是这句;有回我故意岔开,说守诚,你收尾这句哪来的,他愣了一下,说习惯了,念书的收尾,说这句踏实。月子满那天,我让孩子外婆抱走一晚,我跟他在堂屋里对坐,我让他再念一回《丑小鸭》。他念完,收尾,我说:树伯伯。我这两个字出口,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我对面,先是没动,然后我听见他的呼吸乱了,再然后,是我这二十八年里听过的最沉的一次沉默。半晌,他说:你是哪一年的,盲校哪一届的。我说零五年入学,四号楼。他的声音抖起来了,说四号楼,四号楼回信最多的就是四号楼,有一封信,一个叫星晚的丫头,说想听冬天有火炉的书。我在黑洞洞的屋里坐着,眼泪淌了我一脸,我说先生,我就是星晚,我给你写过十一次信,每一封都落同一句,我等您回信,您一回都没有回过。

那一晚他跟我讲的底,我如今能一段一段复述。他叫瞿守诚,当年在厂里做宣传,厂里工会跟盲校结对,他报名做的朗读志愿者,录了四年带子,树伯伯这个收尾,是他自己定的,他说孩子们看不见灯,他要给那些孩子留一句天黑了也不灭的话。信他不是不回,是志愿的规矩,不让留身份,怕家长孩子人心存了负担,他攒了一抽屉孩子的信,回不了,就多录书。后来媳妇的事,厂子的事,节目散了,他回崇明,一别二十年,他觉得那段日子跟着厂子一起黄了,从来没有跟人提过,崇明岛上没有人晓得老瞿会念书。他说跟我相亲那天,茶馆里我点菜单,他念菜单,我说忌口,他心里一动,觉得这个丫头听他念东西,听得认真,他说那一晚上他回家,翻了一夜他那本旧安徒生,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他说他从头到尾不知道我是谁,我的名字,媒人说的是小名,我盲校的名字他早忘了,他说这二十年他在岛上修机器,只有一个习惯没有断,每年冬至,他给自家那台老收音机上一回发条,跟自己说一句,星星睡了,我还在。我坐在他对面,听他说到这句,我说守诚,我失眠的夜里,这句话我自己给自己念了二十年,我们两个,隔着一条长江,念的是同一句护身的咒。他那天夜里最后说了一句话,是这一桩事的秤砣,他说星晚,我这半辈子有两回怕黑,一回是我媳妇走的那年,一回是回崇明头一年,全岛没有一个人晓得我这个人还会点灯,如今老天把你跟这个小丫头发到我屋里来,我才明白我这四十八年守着修机器的手,是留着修一台收音机的。

如今我们闺女一岁了,会说的话不多,最灵的一个词,是爸爸念书那两个字中的一个,念。守诚每晚的功课雷打不动,念一章书,孩子在我怀里听,我贴着孩子听,一屋两代,听的是同一个声音。我如今做了两桩事。头一桩,我把我们这桩事的信,那些他攒了一抽屉、二十年没能回的信,翻出来,让他一封一封念给我听,念完,我口述,他写,一回一回地补,去年冬至,我们寄回盲校一箱新的有声书,是他录的,收尾还是那七个字,学校的老师说,如今叫扫码听了,可是那句话,孩子们还是要的。第二桩,我推拿馆里如今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我们馆里的盲人师傅,谁夜里睡不着,谁点一篇,馆里另两位师傅轮流学着念,我教他们收尾那一句,教的时候我说,这句不是我的,也不是守诚的,是一个愿意思念书给看不见的孩子听的人,留在这个世上的火种,火种这个东西,眼睛看不见,摸得着,传得也快。常有姐妹问我,你嫁他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捡着了什么。我说不知道,我嫁他,是因为他念菜单念到第三条,我心里就不慌了;后来知道他是我半辈子前的那盏灯,我不觉得是我捡着了,我觉得是那盏灯当年留的那句话,替我做了二十年的眼睛,如今长腿走到我床边,跟我说:星星睡了,我还在——我如今敢睡得很沉了,因为我知道,我睡着以后,我房里的灯,有人换班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