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底，徐州以西的公路和土路上，到处都是向西移动的队伍。
杜聿明带着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将近三十万人，从徐州撤出来。黄百韬已经在碾庄没了，黄维被围在双堆集，徐州成了一座没有退路的孤城。撤退的命令来得急，队伍走得也急，建制在行军途中就开始散，通讯时断时续，各部队各走各的，谁也顾不上谁。
就在这种乱局里，前线报上来一件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里算不上大事的事：抓到了七个人。
那七个人的身份，后来在不同记述里有“武工队员”和“侦察兵”两种说法，但落到指挥官桌上的材料很薄，几行字，说的是抓到了解放军的便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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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签完就传了下去。传令的人拿着那张纸往执行单位走，杜聿明转过身，又埋进了地图和电报里。这件事在他这里，到签字那一刻就已经处理完了。
1948年秋天，杜聿明一封邀请信把他从长沙调到徐州，放在自己身边当副参谋长。杜聿明看重他，不是因为他在军统的资历，而是因为这个人脑子清楚，看事情不跟着情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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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杀俘，传出去，下面的官兵会得到一个信号：投降是死，被俘也是死。一个已经被恐惧和疲惫撑到极限的撤退队伍，不需要再多这样一条理由去瓦解自己。
杜聿明没有收回命令，也没有坚持。他正在被更大的事情追着跑，没有精力在七个人身上跟自己的副参谋长来回拉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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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名单开始酝酿。审查组翻杜聿明档案的时候，翻出了他自己交代的那条旧事：1948年撤退途中，下令处决七名解放军被俘人员。这条口供的性质很重，如果命令确实被执行了，特赦这件事就跟他没有关系。
杜聿明记得自己签过字，但签字之后发生了什么，他当时就没有过问，十年过去，更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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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口供里那条最重的罪状，被这一句话卸掉了。1959年12月4日，功德林礼堂里念出第一批特赦名单，第一个名字就是杜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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