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2日,奔驰内网放出主管生产的董事希贝与负责人力事务的董事泽格对谈记录,董事会已共同拍板,暂缓向德国境内各厂区追加新的投资,同时着手逐项评估德国各基地今后能否持续运转。

双方交锋的分歧点落在工时与薪酬两端:管理层主张,部分在岗人员的周工作时长从35小时拉长到40小时,工资不作相应增加;职工委员会连同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一方,则坚持维护现行35小时工作制,多轮磋商始终未能找到折中方案。

一侧是投资冻结、关停评估的压力,另一侧是既有工时与福利不被削弱的坚持,这场对峙究竟堵在成本结构的哪个环节?

暂缓投资决定与僵持不下的谈判桌

从2026年6月底起,双方磋商一直拖到现在仍未松动。资方在发给员工的通函里写明,单位工时成本必须压下来;工会与职委会则抵制这轮削减安排,几个月过去,妥协空间始终没有出现。

希贝在内部访谈中解释,沿用眼下的成本盘子,公司很难再向德国厂区追加投入,暂缓投资的决定由此作出。泽格的表述是,公司愿意尽一切努力避免关停工厂,但眼下不得不把这一选项摆到更具体的层面推进。

泽格同时放话,要是谈不出协议,公司会拿出非常强硬的应对手段。这番表态出现在双方都不愿再退一步的阶段,外界普遍解读为向劳方施压。

工时方案上,管理层主张部分在岗人员的周工时从35小时增至40小时且薪酬不变,利润分享、假期补贴、圣诞奖金等福利安排也被纳入调整讨论。另有媒体口径称,管理层要求的周工时下限为38小时,两种说法并存,不能混为一谈。

工会守着的35小时制自1995年落地,被视作工会多年来最有分量的成果之一。员工方面的前提很明确:只有先拿到德国本土今后岗位与产能安排上的稳妥承诺,才可能在工时、薪酬上松口。

员工大会上,管理层摆出两条路径。其一,劳动力成本成功降下来之后,德国基地全部保留,并作出投资安排与车型投放方面的承诺,只是部分产能仍会迁往海外;其二,产能整体外迁,关停一家整车装配厂与一家零部件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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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获悉,监事会目前还没有收到具体的工厂名单,拉施塔特与不来梅被外界列为候选。奔驰整车生产分布在辛德芬根、不来梅、拉施塔特等地,零部件环节则设在下图尔克海姆、阿法尔特巴赫、柏林、汉堡等地。

高成本本土基地的降本博弈

对峙背后是一笔成本账。奔驰方面称,德国厂区每工时的人工成本,最高可达东欧厂区的五倍;即便是工资水平偏高的美国基地,成本也明显低于德国本土。

员工大会演示文稿列出的对比数字:地处匈牙利的凯奇凯梅特厂区,用工成本相较德国平均水平低约75%,全年工时多出约27.5%;美国塔斯卡卢萨厂区,成本低约17.9%,工时多约33.1%。

把两组数字拆开看,单价更低、工时更长两项叠加,海外厂区在人工支出上的优势被进一步拉开。同样的年产量摊到不同成本水平的基地上,单位产出留下的利润空间并不相同。

资方希望把德国本土成本压到接近美国基地的水平。按员工大会材料转述,这一轮压缩开支所瞄准的利润率改善幅度,约为一个百分点。

在利润本就收窄的年份,这样的改善幅度需要从班次、工资、福利等多个环节逐项抠出空间,谈判因此成为成本重构的主要载体。

成本压力还有外部背景:销售额、营业收入与利润一同走低,公司几周前发出盈利预警,夏天已经下调过营收与销量预期。外部压力既有中国市场收缩,也有对美关税成本以及地缘局势带来的扰动,管理层面同样存在自身原因。

预警与预期下调说明,压力并非来自单一车间或单一岗位,而是整条经营链条上收入端与成本端同时受压。外部需求、贸易环境与内部经营问题交织在一起,单靠某一个环节的调整难以消化。

劳方方面的不满在于,即便协议谈成,奔驰依旧打算将更多产能挪到东欧低工资国家。劳方因此要求先落实就业与产能承诺,再谈工时和福利上的让步。劳方担心先让工时福利一步,产能外迁的步伐却不会停下,承诺落空之后缺少反制筹码。

资方的算盘是:本土生产力提不上去、单位工时成本压不下来,德国本土几乎接不住新的投资,后续几代车型的排产安排,只能在海外基地之间敲定。

车型排产周期长,投资一旦落地就是多年固定成本;成本差距长期不收敛,新项目自然倾向流向回报更稳的基地,本土岗位随之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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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之争是工时长短,实质则是燃油车利润空间被压缩之后,本土厂区的人工支出、福利条款和产能摆布该如何重新分配。

结构调整中的劳资协商前景

放到奔驰这一个案子里看,传统车企面对电动化转型浪潮与全球性价格竞争,高成本本土厂区的成本重塑绕不过去,劳资之间的拉锯正是这轮调整最集中的体现。

电动化车型的供应链结构与燃油车时代并不相同,原有规模优势被重新定价;价格竞争沿产业链向上传导,整车厂压缩采购与人工支出,基地层面最先感受到收缩。

德国汽车业的35小时制,是长期一轮轮协商攒出来的行业标准,工会将其当作既有权益不可退让的边界。这一制度背后是收入、休假与生活节奏的一揽子安排,单把工时拿出来延长,牵动的是整套福利框架。

资方则持相反判断:成本结构不动,新车型与岗位便会转向海外厂区,长期受损的还是本土员工。资方盘算的是本土投资回报以及全球产能摆布,顾虑成本差距继续拉大。

双方说法各有现实依据。劳方捍卫的是历届协商攒下的成果,不愿在竞争压力面前被单方面收回;其立场落点是先拿到就业保障,再讨论福利与工时上的让步。

目前磋商还在继续。暂停投资与关停评估属于施压手段,正式关厂决定尚未形成;后续走向,取决于各方能否在岗位保障、产能安排承诺与成本退让之间取得折中。

协商能否落地,要看双方是否愿意把岗位保障写入协议、把成本目标拆成可执行的步骤。任何一方单方面把牌打尽,都可能把拉锯推向更对立的方向。

对德国汽车业而言,成本结构、产能摆布与劳工制度层面的变革常常相伴出现,同业也在通过重组、人员精简与厂区评估应对相同的压力。这类安排在同业身上先后出现,说明压力具有行业共性,单一企业的让步不足以改变成本格局。

这轮较量留下的看点十分明确:车企能不能在守住本土岗位的前提下,把成本压到具备竞争力的区间,工会能不能在行业收缩阶段护住合理权益,均需由后续协商结果与车型排产来检验。新车型落在哪座基地、岗位增减如何分布,是检验协议成色的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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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不会因一轮磋商而停止运转,最终左右本土厂区存废的,是效率提升与岗位保障能否在新一轮磋商中一并落实。

对留在车间里的普通从业者来说,最朴素的期待,不过是转型的风浪里饭碗能够端得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