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的那些油,全被他们倒进了铁桶里。

第二天清早,三十个空桶码在仓库门口,内壁刮得比脸还干净。我抄起钢管冲进车间,领班姆巴托蹲在地上,指头蘸着油渍画圈。

“油呢?”他抬头,眼睛红得像被烟熏过:“烧了。”我差点把钢管抡下去。那是我从国内海运来的五升花生油,每人一桶,花了三千六百块人民币,相当于他们十天的工资。

姆巴托拽着我往外走,铁皮宿舍后面,一个半人高的铁桶底下还冒着白烟。桶壁上糊着焦黑的纸片,我扒开一看,认得出几个名字——奇马、托福、阿莎……每张纸上都用炭笔写着谁的母亲、谁的孩子。

“昨晚月亮最圆,”姆巴托用蹩脚中文说,“我们把名字浸在油里,点着,让火光背起思念往上飞。你们中国人说月亮上有家,我们想让你的家看见你。”我愣住了,喉咙像塞了块碳。

他们今早把桶里剩下的油倒进河沟,怕我责怪,又怕我误解,索性把空桶摆整齐。姆巴托从身后掏出个黑糊糊的东西——压扁的巧克力球,外面裹着木薯粉捏成的壳:“这是我们的月饼,里头有糖,你吃。”我咬下去,硬得硌牙,但甜味渗进嘴里时,我看见了他们昨晚围着火堆唱歌的画面,火光里每个人的脸都朝着东边。

我掏出手机里刚收到的婴儿照片,是妻子三天前发来的。姆巴托凑过来,盯着屏幕看了两秒,突然转头吼了一嗓子。三十个工人唰地冲出来,围成一个圈,齐声喊:“爸爸!爸爸!”——他们把这当成我的孩子。我把照片扣在胸口,油桶里残留的焦味呛得我眼睛发酸。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每人凑了二百法郎,买来巧克力,又用木薯粉捏了一整夜。那个铁桶是奇马从家里扛来的,他跑了六公里。而他们烧我的油,是因为当地传说——只有用自己最贵重的东西点燃,思念才能直达天上。他们以为我发油是准备回国的路费,所以故意烧掉,好帮我把回家的路照得更亮。

一百五十升油,烧成灰,却照亮了三十个人的心。我蹲在铁桶旁,把最后一张没烧完的纸片翻过来,背面写着:“我们也有梦,梦里你的国家有雪。”

原来故乡不是靠脚走的,是被那些替你点灯的人送进眼睛里的。

你有没有被一群“毫不相干”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暖到再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