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女的心里话：走遍全世界，中国，就是黄种人的底气！

我叫纪春潮，今年三十九岁，浙江温州人，在一家做汽车零部件的公司做海外销售，国外跑得多，美国、墨西哥、巴西、德国、印度、东南亚，十几年下来，护照换过三本。今天写的是我一位美国同事凯特琳的故事。

凯特琳·米勒，英文名叫Caitlin Miller，今年三十四岁，加利福尼亚圣迭戈人，圣迭戈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毕业，中文说得比我有些南方同事还标准。我们二〇一九年在美国的一个展会上认识，二〇二一年她应聘进了我们公司的北美分公司，做采购，二〇二二年调到了中国总部，在温州待了三年，二〇二五年年初回美国，现在在芝加哥。

她说这些话，是在二〇二四年的冬天，我们俩在温州瓯江边上走着，她跟我说的，说了将近两个小时。她说的原话我尽量记下来，中文是她自己的，她那中文带一点加州的口音，尾音往上飘。

那天是十二月的晚上，温州没有暖气，湿冷，我们沿着江边慢慢走。她穿着一件从网上买的羽绒服，黑的，很长，到脚踝，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红色的，她说那个颜色是“喜气”。

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春潮，你知道我为什么来中国吗。

我说，为了工作，为了钱。

她说，不是，为了这个问题。

她说，我这辈子最难的问题是：我长着一张白人的脸，我怎么会觉得，中国人对中国，是应该的。

她那时候说完这句话，我一下没听懂。

我们往回说。

凯特琳的家，在圣迭戈，一个中产家庭。爸爸是搞房地产的，妈妈是小学老师。她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当兵，一个做装修。她从小就喜欢中文，她说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她在高中的时候，选了一门中文课，老师是个台湾来的老太太，一节课一句话，在黑板上写一个“人”字，说，这个人，一撇一捺，互相撑着。

她说，她那时候就喜欢上了。

她大学在圣迭戈州立，东亚研究，学过一年中文，二〇一三年到二〇一四年，她在南京大学交换了一年。

她说，那一年，改了她这个人。

她在南京那一年，她说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

她说，在美国，她没想过自己是白人。她说，在圣迭戈，墨西哥人、越南人、菲律宾人、白人，什么人都有，没人在街上多看你一眼。她说，她在南京，每天走在街上，都有人看她。

她说，一开始很难受。她说，我去菜市场买个菜，人家要盯着我看。我去坐公交车，旁边的人会往旁边让一让。有一次有个大妈，指着我的脸，跟她孙子说，你看，外国人。

她说，那我那年二十岁，我恨那种目光。

她说，我那时候想，这就是种族歧视。她说，我在美国学的课里，种族歧视是个大词，是个原罪。她说，我坐在南京的宿舍里，越想越气，想回美国，想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

她说，我后来把这个气，消在一件小事上。

她说，有天她在学校门口买煎饼果子，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妈。她第一次买，大妈问她，要不要辣。她说，要一点点。第二次去，大妈说，今天给你加了个蛋。第三次去，大妈说，你那个“一点点辣”，我给你放少了。

她说，她那天站在摊前面，忽然就哭了。

她说，不是被感动了哭。她说，是那天她忽然明白了：那个盯着她看的大妈，跟这个记得她要一点点辣的大妈，是同一个大妈。

她说，看，是因为她在这个街头是个新鲜的东西。记住，是因为她在这个街头，已经待了一个月。

她说，她那天回去,把“种族歧视”这个词，从她自己心里拿掉了。

她说，她在中国待了一年，回国以后，她跟她的美国同学讲中国，讲着讲着，她自己发现一个问题。

她说，她讲中国的时候，用的是“他们”。

她说，她讲美国的时候，用的是“我们”。

她说，她卡住了。她说，她住了这一年，她在南京的大街上被看了一年，她在那个摊前面哭过一次，她回了加州，她跟人讲中国的时候，还是“他们”。

她说，她那时候想，我这辈子，大概是要跟“他们”“我们”这个问题纠缠下去。

她后来读了研究生，二〇一七年，她做了个决定。

她说，她要再做一次，把“他们”变成“我们”的努力。

她说，她那年去了内罗毕，肯尼亚，做一个NGO的项目，教中文。

她说，她在内罗毕待了两年。

她说，那两年，教会了她一件事，是她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

她说，她在内罗毕遇到一个肯尼亚的姑娘，那个人叫Amina。那年Amina十九岁，在内罗毕大学读经济，家里穷，一个礼拜只吃得起两顿饭。

她说，这个姑娘，每天在她那个教室门口等着，等她把课上完，就问她一个问题。

她说，她问的是：老师，中国人是怎么在四十年里，把自己变成那样的。

凯特琳说，她当时愣了一下，说，我说了中国的情况，说了改革，说了开放，我说了一个多小时。

Amina说，老师，你说的这些我都懂。我问的不是这个。

凯特琳说，那你问的是什么。

Amina说，我问的是，一个那么穷的国家，怎么能相信自己，能变成那样。

凯特琳说，她当时答不上来。

她说，她那天晚上回宿舍，一个人坐着，坐了几个小时。

她说，她忽然想起来，自己在南京那一年，她在菜市场被看，她在公交车上被让，她在那个煎饼摊前面哭。她说，她那时候心里最不服气的一件事，是：凭什么。

她说，Amina那个问题，是把“凭什么”，倒过来问。

她说，那年十一月，她做了一件事。她给内罗毕大学的一个老师打了电话，她请这个老师帮她联系了一个中国的农业援助项目在肯尼亚的一个点。

她说，那个项目在肯尼亚的一个叫Kajiado的县，中国派了两个农技员，教肯尼亚农民种玉米。

她说，她跟着那两个农技员，在Kajiado待了三个礼拜。

她说，她这辈子最有用的三个礼拜，是这三个礼拜。

她说，那两个农技员，一个姓马，一个姓刘，都是甘肃人，四十来岁，皮肤黑，不讲英文，讲的话需要当地的一个翻译给翻成斯瓦希里语，再翻成英文。

她说，那两个人在Kajiado住的地方，是一间铁皮的房子，热，蚊子多，他们在那儿住了一年半。

她说，她问他们，你们怎么受得了。

她说，他们说，我们在这儿算是好的。

她说，她问他们，你们觉得你们在这儿有用吗。

她说，老马说了一句话，她记了一辈子。

老马说，“我们教的东西，不一定能用。我们教的那个品种，在这儿种，产量比他们自己种的高三成，但问题是，那个种子得买。他们穷，买不起。我们就教他们怎么留种。”

他说，“我们教的东西，能用一半，就不白来。”

她说，她那天晚上记在本子上，写了三页。

她说，她那天晚上写了一句话，她后来把这句话，改成了她自己的座右铭：“能做一半的事，就做一半，不要坐着说，什么都做不了。”

她说，她从Kajiado回内罗毕，去找Amina，跟她说了半个钟头她在Kajiado看到的东西。

Amina听完，说了一句话，凯特琳说她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

Amina说，“老师，我知道中国为什么能变成那样了。因为你们有耐心。”

她说，那两年，她在内罗毕，把这一件事，想明白了一大半。

现在说中国。

她说，二〇二二年她来温州，来之前，她心里想的是：她要来看看，一个真正“变成那样”的国家。

她说，她在温州三年，她看的，不是大城市的高楼，她说那些东西她在电视上看得太多了。

她说，她要看的，是“那些普通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她说，这三年，她学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她说，她学会了看中国人怎么排队。

她说，温州这里的早餐摊，早上七点，排一个队。她说她第一次排队，排了五分钟，前面二十个人，她心里想，这得排到什么时候。她说，五分钟以后，她拿到了她的糯米饭。

她说，她在美国，排队是一个考验耐心的东西，你去一趟DMV（车管所），能排三个小时。她说，但是那种排，是“没办法”。

她说，中国的排，是一种“节奏”。她说，这个队伍里的人，都在算，算这个人需要多久，算自己排到哪儿。她说，那个队伍里，没有人烦，也没有人觉得被欺负，就是排。

她说，她那时候想，一个有十四亿人的国家，能把队伍排成这个节奏，这个国家在很多事情上，是有“秩序”的。

她说，她后来把这个话说给一个中国同事听，那个同事说，我们从小练的。

第二件事，她说，她学会了看中国人怎么过年。

她说，二〇二三年春节，她没回美国，她跟着一个温州的同事回了家。

她说，那个同事的家在温州下面的一个县，一个村子。她说，她跟着去了。她说，那个村里，过年的时候，一大家子，二十多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摆满了菜，桌子下面，坐了一屋子的孩子。

她说，她坐在那儿，她忽然就明白了“家”这个字。

她说，她说美国人也有家，但是美国的家，是一个一个小家庭。她说美国人的家，是一栋房子，两个大人，一两个孩子。

她说，中国的家，是一张网，往上能追到几代，往旁边能拉到一村，往下能挂到儿孙。

她说，她说那个村子，那个年，她那天晚上喝了一点黄酒，坐在院子里，看着满院子的红，她心里有一种感觉，是她这辈子没感觉过的。

她说，那种感觉叫：有根。

她说，她说美国人没有根。她说，她爷爷从爱尔兰来，她奶奶从德国来，她只知道这几个国家的名字，不知道他们老家在哪个村，不知道他们爷爷的爷爷叫什么。

她说，她说她那天晚上坐在那个院子里，她第一次羡慕一个美国人不会羡慕的东西。

第三件事，她说，她学会了看中国人怎么干活。

她说，她在温州三年，她最佩服的，不是那些做得大的老板，是那些做得小的。

她说，她们公司对面，有一个卖扣子的。一间门面，四五个平方，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扣子。老板娘一个人在店里，一天到晚坐着，有人来了，就拿扣子给人看。

她说，她有一次去买扣子，买一百个。她说，一百个，她以为是小生意，人家不一定理她。结果那个老板娘，认认真真地给她挑，挑了半个钟头，一个一个看，有毛边的拣出来，有瑕疵的留下。

她说，她问那个老板娘，一天能卖多少。

她说，她说，一天卖不了多少，多的时候两三百块，少的时候几十块。

她说，她问，那你为什么还开着。

她说，那个老板娘说了一句话，她说她当时没听懂，后来懂了。

老板娘说，“开着，就有生意。关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她说，她后来想，这就是中国人。她说，中国的那些大公司，是从这些小摊子里长出来的。她说，中国的底气，不在那些高楼，在那四百多万家小的不能再小的铺子里，在那四百多万个天不亮就开门的人身上。

她现在说那句话。

那天晚上，我们在瓯江边上，走着走着，她停下来，跟我说了一段话。

她说，春潮，我这辈子走过很多地方。她说，美国，墨西哥，肯尼亚，欧洲。

她说，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问我自己一个问题：这里的黄种人，过得怎么样。

她说，她在美国，黄种人是“模范少数族裔”，书读得好，钱挣得多，但是在权力上、在主流叙事里，还是“亚裔”。

她说，她在肯尼亚，见过的中国人，都是工程师、农技员、开小店的。她说，她在内罗毕，见过一个中国老板，开了一家餐馆，那个老板跟她说，他在国内是个包工头，出来以后，开个店，做个生意，他说，他在这儿，比在家里那个县城，还有面子。

她说，她有一次去墨西哥，出差，在墨西哥城，她遇到一件事。

她说，她跟一个墨西哥的客户吃饭，那个客户问她，你是哪国人。她说美国人。那个客户说，你们美国人，瞧不起我们。

她说，她当时说，我不是。

她说，那个客户笑了，说，你看，你说“我不是”的时候，你的嘴，是美国人的嘴。

凯特琳说，她那天晚上回酒店，坐在床上，想了很久。

她说，她那时候才明白，一个人的嘴，是长在一个国家的脸上的。

她说，她后来在中国这三年，她在温州的大街上走，她不用解释自己是哪国人。她在菜市场买菜，没人问她为什么说中文。她在小区里，楼下的大妈会问她，吃了没有。

她说，她有一次跟一个温州的朋友去了一趟义乌。

她说，义乌那个国际商贸城，她进去，转了三天。

她说，她在那里，见过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人。有中东的，有非洲的，有南美的，有欧洲的。

她说，她说，那些人在义乌，拿着一个计算器，跟中国老板讨价还价。她说，她看着那个场面，她心里有一种感觉。

她说，她说，那个感觉是：在这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是那种挂在嘴上说的平等，是一种“你不比我高，我不比你低”的平等。

她说，她那天在义乌，站在那个商贸城的大厅里，她忽然就明白了她自己心里那句话。

她说，那句话是：

“走遍全世界，中国，就是黄种人的底气。”

她说，她说这句话，不是拍中国人的马屁。她说，这句话，是她自己走出来的。

她说，她说，她在美国，作为白人，她是主流。她说，她在肯尼亚，作为美国人，她是被羡慕的。她说，她在墨西哥，作为美国人，她是被警惕的。

她说，她只有在中国，作为一个白人，她才是“一个普通的外国人”。

她说，她说，那种感觉，让她第一次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国家，是别的国家的人，无法用“高”“低”来给你排位置的。

她说，她说，那种国家，就是底气。

她说，她说，这个底气，不是给白人的。她说，这个底气，是给黄种人的。她说，她在美国看过太多亚裔的孩子，从小被问“你到底是哪国人”。她说，她见过一个华裔的同事，在美国出生的，一辈子被问这个问题，她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个“借住”的。

她说，她说，中国的存在，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黄种人，都有一个可以说“我来自这里”的地方。

她说，她说，这个地方，可以不好，可以有问题，可以有很多要改的。但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底气就在。

她说完了，我们两个人在江边上站着，谁都没说话。

我那天晚上回去，一夜没睡好。

我这个人，四十岁，中国人，在温州长大，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从小，觉得中国就是中国，天经地义。我在国外跑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觉得，我们有些地方不如人家，有些地方比人家强。

但是我没有想过，对一个美国人来说，中国是什么。

凯特琳二〇二五年年初回了美国，去了芝加哥。她现在在一个做供应链的公司，还在做中国相关的业务。

她走之前，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在温州五马街那边一家小店，吃的是糯米饭和鱼丸汤。

她说，春潮，我回美国以后，会想念这里的。

我说，你想念什么。

她说，我想念早上七点的那个队伍。

她说，我想念楼下那个大妈的“吃了没有”。

她说，我想念过年的时候，那个院子里，满满的红。

她说，她说，我回美国，我要跟我的家人讲，我在中国这三年，我看见的东西。

她说，她说，我爸爸是个共和党，他每次跟我说中国，都是那种老调。

她说，她说，我回去要跟他讲一件事。

她说，她说，她要跟他讲Kajiado那两个甘肃的农技员。

她说，她要跟他讲，他们在一间铁皮房子里，住了一年半，教肯尼亚的农民留种。

她说，她要跟他讲一句话：

“爸，我们美国人在全世界做的事情，是教别人怎么变成我们。中国人在全世界做的事情，是教别人，怎么变成他们自己。”

她说，她说，她爸爸听完这句话，大概会沉默。

她说，她说，沉默就够了。

那天我们吃完饭，我送她去机场。

在机场门口，她抱了我一下，说，春潮，谢谢你。

我说，谢我什么。

她说，谢谢你没把我当外人。

我说，你本来就不是。

她说，她说，不是，是真的，我在温州三年，我没有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外人。

她说，她说，这个，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

她推着行李进去了。

我在机场门口站着，看着她的背影，我心里想，这个美国姑娘，比我们很多中国人，还懂中国。

我后来把这个事，讲给我女儿听。我女儿今年十六。

我女儿听完，说了一句话，她说，爸，她说的那个“底气”，是什么东西。

我说，底气，就是你走遍全世界，你知道，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回去的。

我女儿说，那我一直知道啊。

我说，对，你一直知道。所以你不用想这个问题。

我说，这个美国人，走了这么多地方，才想明白这个。

我说，她走的时候，跟我说，中国是黄种人的底气。

我说，这个话，我们中国人说，是自夸。她说，是实话。

我说，为什么是实话，因为她是从外面看的。

我说，一个人，站在外面，才能看见自己的家是什么样子。

我女儿说，爸，那你站在外面看，中国是什么样子。

我说，是一个有人排队、有人包扣子、有人过年、有人在肯尼亚种玉米的地方。

我说，是一个，你走出去，别人会问你“你是哪国人”，你可以抬头说“中国”的地方。

我说，这个，就是底气。

我女儿说，那我以后要出去看看。

我说，去。

我说，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你爸今天说的这个话，是什么分量。